的威胁，甚或正在发生，这样做就很不明智了。

　　奥勒留继续坚持不懈地推行哈德良发起的法律改革。他增加了法院开庭的天数，缩短了案件审理的时间。他经常亲自充当法官，对严重犯罪毫不手软，但通常还是仁慈的。他设计出专门的法律措施，保护被监护人免受不诚实的监护人的侵犯，保护债务人免受债权人的侵犯，保护各行省免受总督的侵犯。他默许遭到禁止的长老会起死回生，把一些民间社团（主要是丧葬协会）合法化，使它们成为有资格继承遗产的法人，并为安葬贫穷市民建立了一笔基金。他对“供养政策（alimenta）”进行了其历史上范围最广泛的扩展。在他妻子去世之后，他创立了一笔帮助年轻女性的捐助基金；有一幅浅浮雕表现了这点：受到这种帮助的女孩子簇拥在年轻的福斯蒂娜身边，后者把小麦倾倒进她们的裙兜里。他废止了男女混浴的习俗，禁止给演员和角斗士过高的赏金，根据各城市的财力限制他们在竞技比赛上的花费，要求在斗剑比赛中使用钝头剑，针对血腥残忍的习俗所允许的所有竞技比赛，消除了竞技场上的死亡。人民爱他，但不喜欢他的法律。当他为马科曼尼人战争而征召斗剑士入伍的时候，平民百姓发出了不乏幽默感的愤怒呼喊：“他是在拿走我们的娱乐，他想强迫我们成为哲学家。”罗马正在准备接受清规戒律，但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名声，以及哈德良和安东尼治下的长久和平，鼓励了内部的叛乱者和外部的野蛮人。162年，不列颠爆发叛乱，卡狄人入侵罗马日耳曼，帕提亚国王沃洛加西三世（Vologases III）对罗马宣战。奥勒留挑选了精明能干的将领去平定北方叛乱，但他委派卢修斯担当出征帕提亚的重任。卢修斯只到了安条克便止步不前。因为美丽迷人、多才多艺的潘西亚（Panthea）就生活在那里，卢西恩（Lucian）认为一切尽善尽美、一切雕塑杰作全都集于她一身；除此之外，她还有曼妙迷人的声音，熟练弹琴的纤指，以及饱读诗书的头脑。卢修斯见到她，便像吉尔伽美什（Gilgamesh）一样，忘记了自己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他沉湎于享乐、打猎，最后是放荡，与此同时，帕提亚人长驱直入，进入了惊慌失措的叙利亚。奥勒留对卢修斯未作评论，而是给卢修斯的副手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 Cassius）寄去了一份作战计划，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帮助了这位自身也很有能力的将军，不仅把帕提亚人赶过了美索不达米亚，而且还把罗马的旗帜再一次插在了塞琉西亚和泰西封。这一回，这两座城市被烧为平地，以免再次充当帕提亚人发动战争的基地。卢修斯从安条克凯旋而归，回到罗马，他宽宏大度地宣称，奥勒留应该分享胜利的荣耀。

　　卢修斯带回了这场战争中一位看不见的胜利者——瘟疫。它最早出现在被占领的塞琉西亚的卡西乌斯的军队中；瘟疫传播得如此迅速，以至正当帕提亚人为他们的神明复仇而感到高兴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军队撤到了美索不达米亚。撤退的罗马军团把瘟疫带到了叙利亚；卢修斯让其中一些士兵参加了他的凯旋行军，他们把瘟疫传染给了他们所经过的每一座城市，以及他们后来被派驻的每一个地区。古代历史学家所告诉我们的，更多的是瘟疫带来的浩劫，而不是瘟疫的性质；他们的描述暗示了这场瘟疫可能是斑疹伤寒或腺鼠疫。盖伦（Galen）认为，它类似于在伯里克利（Pericles）统治时期蹂躏雅典人的那种疾病：在这两种情况下，黑色的脓疱几乎遍布整个身体，患者饱受嘶哑咳嗽的折磨，“呼吸中散发着恶臭”。瘟疫迅速席卷了整个小亚细亚、埃及、希腊、意大利和高卢；一年的时间里（166—167），它所消灭的人口超过了这场战争的损失。在罗马，一天之内就有2000人死于瘟疫，其中包括很多贵族；尸体被成堆成堆地运出城外。在这个无形的敌人面前，奥勒留茫然无助，他尽了一切努力来减轻瘟疫所带来的祸害；但他那个时代的医学、科学给他提供不了任何指导，瘟疫一路肆虐，直到它帮助人们形成了免疫力，或者杀死所有病毒携带者。影响是无穷的。很多地方的人口被席卷一空，以致重新回到了遍地蒿莱或一片荒漠的状态；粮食生产急剧下降，交通运输混乱不堪，洪水摧毁了大量粮食作物，饥荒紧跟着瘟疫接踵而至。标志着奥勒留统治时期开始的“幸福欢乐”消失不见了；人们陷入了手足无措的悲观主义，成群结队地去寻求占卜师和神谕的帮助，用熏香和供奉把祭坛搞得乌烟瘴气，到任何能够提供安慰的地方去寻求安慰——到鼓吹人的不死和天国平和的宗教中去寻求安慰。

　　就在国内陷入重重困难的时候，传来了多瑙河沿岸各部落——卡狄人、夸迪人、马科曼尼人、埃阿热格人——渡过多瑙河的消息。他们打败了一支2万人的罗马驻防部队，正畅通无阻地涌入达西亚、雷蒂安、潘诺尼亚、诺里库姆；有些部落已经越过了阿尔卑斯山，打败了派来抵挡他们的每一支罗马军队，如今正在围攻阿奎莱亚（威尼斯附近），威胁着维罗纳，使意大利北方的富庶良田沦为废墟。之前从未有过日耳曼部落如此团结一致的行动，也不曾如此近距离地威胁过罗马。奥勒留以惊人的坚决果敢采取了行动。他把哲学的快乐搁置一旁，决定亲自披挂上阵，奔赴沙场，他预感到那将是自汉尼拔（Hannibal）以来罗马最重大的一场战争。他征召警察、斗剑士、奴隶、土匪和蛮族雇佣军加入因战争和瘟疫而兵力锐减的罗马军团，从而震惊了整个意大利。就连众神也被征召来服务于他的目的，他出高价请来外族信仰的祭司，依据他们各自不同的宗教仪式，为罗马祭祀神明；他本人供奉的献祭是如此奢侈，以至一个风趣之士传播了一条据说是白公牛带给他的口信，求他打胜仗时不要赢得太过分了：“你要是旗开得胜，我们可就遭殃了”。为了在不征收特别税的情况下筹措战争经费，他在广场上拍卖了皇宫里的衣物、艺术品和珠宝。他采取了谨慎小心的防御措施——给从高卢到爱琴海的边境城镇修筑了防御工事，封锁了进入意大利的通道，贿赂日耳曼人和斯基台人的部落，让他们从背后攻击入侵者。他拿出了在一个憎恨战争的人身上更加令人敬佩的干劲和勇气，把他的军队训练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武装力量，率领他们打了一场艰苦的战争；他用自己的战略技巧运筹帷幄，从阿奎莱亚赶走了围攻者，甚至一路把他们赶到了多瑙河，直至把他们几乎全部俘获或杀死。

　　他懂得，这次行动并没有终结日耳曼人的威胁；但想到局势暂时已经安全，他便跟同僚们一起回到了罗马。在回来的路上，卢修斯死于中风，像政治一样没有慈悲心肠的流言飞语悄悄传开了，说奥勒留毒死了卢修斯。从169年的1月至9月，皇帝一直在家里休息，放弃了那些让他虚弱的躯体濒临崩溃的种种努力。他患有胃病，这常常让他虚弱得不能交谈；他通过节食来控制胃病，一天只吃一顿，而且吃得很少。那些熟知他的身体状况和日常饮食的人，都对他在宫廷里和战场上所付出的劳动感到惊讶，便只好说，他在决心上的坚定弥补了他在体力上所缺乏的东西。有几次，他召来当时最有名的医生——帕加马的盖伦，并称赞他所开出的朴实无华的治疗办法。

　　或许，国内一连串令人失望的事，加上政治和军事危机，加剧了他的病情，使他在48岁之年便垂垂老矣。他的妻子福斯蒂娜——她那漂亮的脸庞通过很多雕像传到了我们手里——可能不曾跟这位哲学的化身分享过床笫和餐桌上的快乐；她是个充满活力的女人，渴望快乐的生活，而不是他严肃的本性所能给予她的那种生活。城里的闲言碎语说到她的不忠；一些滑稽剧把他讽刺为一个戴绿帽子的男人，甚至提到了他的情敌们的名字。像安东尼对待母亲福斯蒂娜一样，奥勒留也一言不发；相反，他还把那些被怀疑是奸夫的人提拔到了更高的职位上。他对福斯蒂娜极尽温柔和尊重，在她去世（175年）之后把她祀奉为神，还在他的《沉思录》中感谢神明让他有“一个贤妻，她是如此温顺，如此柔情，如此大方”。现有的证据都不能证明人们对她的指控。他对她的爱饱含着激情，在他写给弗朗托的一些信中，这种激情依然温暖如初；她为奥勒留生下了4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在童年时代就夭折了，幸存的那个女儿因为卢修斯的放荡生活而黯然神伤，在他死后便独守空闺。双胞胎儿子出生于161年，其中一个刚生下来便夭折了，另一个便是康茂德（Commodus）。那些传播流言飞语人说他是一个斗剑士送给福斯蒂娜的礼物，他穷尽自己漫长的一生，力求证实这个故事。但他是个英俊潇洒、精力充沛的少年；不难理解，奥勒留溺爱他，以提名继承人的象征方式把他介绍给罗马军团，聘请罗马最好的老师，为的是把他打造得适合君临天下。但这个年轻人更喜欢奖杯、跳舞、唱歌、狩猎和击剑；他发展出了一种不难理解的对书本、学者和哲学家的厌恶，而喜欢与斗剑士和运动员厮混。很快，他就在撒谎、残忍和说粗话上超过了自己的所有同伴。奥勒留太善良了，不可能给他足够的惩戒，也不可能抛弃他；他依然希望教育和责任会让他平静下来，让他成长为一个国王。这位孤独的皇帝，消瘦憔悴，胡子拉碴，眼神因为焦虑和失眠而疲惫不堪；他只能从妻儿那里转过身来，埋头于治理国家和指挥战斗的任务。

　　中欧各部落对边境的侵袭只停止了一段短暂的时间；在这场旨在摧毁一个帝国、使蛮族获得自由的斗争中，和平只不过是一次停火而已。169年，卡狄人入侵莱茵河上游的罗马地区。170年，卡乌基人进攻比尔及亚，另外一支大军围攻萨米泽盖图萨；科斯托博契人穿越了巴尔干半岛，进入希腊，洗劫了埃莱夫西斯的众神殿，那里距雅典14英里；摩尔人从非洲入侵西班牙，一个新兴的部落——伦巴第人——第一次出现在莱茵河畔。尽管被打败了一百次，但这些繁殖能力惊人的蛮族人却发展得越来越强大，而生育率很低的罗马人却越来越弱小。奥勒留认识到，如今面临的是一场生死之战，一方必须消灭另一方，否则就完蛋。只有一个在罗马人和斯多葛学派的责任感方面接受过训练的人，才能如此彻底地把自己从一个神秘主义哲学家转变成一个有能力的、成功的将军。哲学家依然在，只不过隐藏在皇帝的甲胄之下；就在第二次马科曼尼人战争的喧嚣混乱中，在他驻扎在格兰纳河畔面对夸迪人的营帐里，奥勒留写下了《沉思录》这本小书，今天的世界正是凭借这本书记住了他。这个身体瘦弱、容易犯错的圣徒，不倦地思考着道德与命运的问题，同时率领一支大军投身于一场改变帝国命运的冲突，这篇文章对他昙花一现的展示，呈现出的是一幅最为贴切的图景，从中可以看出时代是如何使它的伟大人物永存不朽。白天对萨尔马提亚人穷追不舍，夜晚他能够满怀同情地写到他们：“一只蜘蛛为抓到一只苍蝇而洋洋自得；一个人为抓到一只野兔而洋洋自得，还有人为了捕获到……萨尔马提亚人而洋洋自得。……这些不都是强盗吗？”

　　尽管如此，他还是与萨尔马提亚人、马科曼尼人、夸迪人、埃阿热格人战斗，整整六个艰苦的年头，终于打败了他们，带着他的军团向北进军，远至波希米亚。很明显，他的计划是要用海西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作为新的边界；倘若他成功了，罗马文明可能就让日耳曼人像高卢人一样，在语言上是拉丁文，在遗产上是古典的。但就在他的成功达到顶峰的时候，他大惊失色地得知：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在平定埃及的叛乱之后，宣布自己为皇帝。奥勒留赶忙议和，让蛮族人不由大吃一惊；他仅仅吞并了多瑙河北岸一条10英里宽的狭长地带，并在南岸留下了强大的驻防部队。他召集了手下的士兵，告诉他们，只要罗马愿意，他会欣然把自己的位置拱手交给卡西乌斯，并承诺宽恕这次叛乱，然后挥师进入亚洲，去跟卡西乌斯会合。在此期间，一位军官杀死了卡西乌斯，叛乱瓦解了。奥勒留穿越了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来到亚历山大城，像恺撒一样为自己被剥夺了宽恕的机会而抱憾不已。在士麦那、亚历山大和雅典，他独自走上大街，身边没有一个卫兵；他披着哲学家的斗篷，去听当时一些最重要老师的讲课，加入他们的讨论，说希腊语。在雅典逗留期间，他被许多伟大的学术流派授予教授之职——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

　　176年秋天，经过将近7年的战争之后，奥勒留回到了罗马，罗马城为他举行了一个凯旋仪式，把他奉为帝国的拯救者。皇帝让康茂德跟他一起出现在凯旋仪式上，让这个15岁的少年作为他的共同统治者登上王座。这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过继的原则首次被搁置一旁，世袭统治得以恢复的时刻。奥勒留深知，他给帝国招致了怎样的危险；但如果拒绝把皇位传给康茂德的话，康茂德和他的朋友们就会发动内战，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千万不要用后见之明来判断他，罗马也没有预料到他对儿子的这种爱所带来的后果。瘟疫已经偃旗息鼓，人们开始再次感受到幸福快乐。首都遭受的战争损害并不大，财政开始好转，经济异常繁荣，税收负担不重；在边境上战事频仍的同时，国内的贸易却繁荣兴旺，到处都能听到硬币叮当作响。这是罗马大潮及其皇帝声望的顶峰；全世界都向他欢呼致敬，称赞他同时是一个军人、贤哲和圣徒。

　　但是，他的胜利并没有让他受骗上当；他深知，日耳曼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确信，未来的入侵只能通过积极的扩张政策来阻止，必须要把边境延伸到波希米亚的苍茫群山。178年，他带着康茂德启程，奔赴第三次马科曼尼人战争。他们渡过了多瑙河，在一次漫长而艰苦的战役之后，再次打败了夸迪人。抵抗力量已经片甲不留，他打算吞并夸迪人、马科曼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领土（大致为波希米亚和多瑙河地区的加利西亚）作为新的行省；而就在这时，他在文多博纳（维也纳）的营地里病倒了。感觉到大限将至，奥勒留把康茂德叫到自己身边，告诫他要继续推行如今几乎就要大功告成的政策，把帝国的边界推进到易北河，实现奥古斯都（Augustus）曾经的梦想。接下来，他拒绝一切饮食。第六天，他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起身下床，把康茂德作为新皇帝介绍给军队。回到长榻上，他用床单盖住自己的头，片刻之后，安然辞世。当他的灵柩运抵罗马的时候，人民已经开始把他当作神来祭拜，这尊神只是暂时同意生活在这红尘俗世之中。

　　（本文摘译自:Will Durant,1944. Caesar and Chris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