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我都不暇谈及了。他们总是纠缠着我们，人品倒是不错，只是思想糟糕得很。

　　不过只要没有官方支持，他们相对来说倒也无害，在开朗的国家里，有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除了。

　　个人的不宽容是个讨厌的东西，它导致社团内部的极大不快，比麻疹、天花和饶舌妇人加在一起的弊处还要大。不过个人的不宽容没有刽子手。如果允许了刽子手的角色，就象有时某些国家的情形那样，那就超出了法律限度，真的成为警方注意的对象。

　　个人的不宽容不存在监狱，也不能为整个国家规定出人们必须想什么、说什么、吃什么和喝什么。如果真要这么做，就必然会招致所有正派百姓的强烈不满，新法令就成为一纸空文，就连在哥伦比亚地区也无法执行。

　　一句话，个人的不宽容只能以自由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不介意为极限，不得超越。然而官方的不宽容却不然，它可以权力浩大。

　　它除自己的力量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

　　官方的不宽容一旦胡乱发起脾气，便可以置无辜的人于死地，也从不做任何反悔补救之事。它不要听任何辩解，还求助于“神灵”来支持自己的决定，花言巧语辩解一番“天国”的旨意，似乎打开生存之谜的思想是刚刚在大选中获胜的人的独有之物。

　　如果这本书屡次三番地把“不宽容”一词当做“官方的不宽容”的意思解，如果我很少谈到个人的不宽容，那还请读者多多包涵。

　　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十一　文艺复兴

　　我们的土地上有一个博学的漫画家，他喜欢问自己，地滚球、填字游戏卡、小提琴、煮洗的衣服和门前的擦鞋垫会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呢？

　　不过，我想知道的倒是受命操纵大型现代化攻城炮的人的心理反应。战争中许多人从事形形色色奇怪的工作，但哪一个比发射贝尔塔型巨炮更荒诞呢？

　　其它士兵或多或少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飞行员可以从飞腾而起的红光中判断是否击中了煤气工厂。

　　潜艇指挥员可以两三小时后返回，通过遗弃的残骸判断成功的程度。

　　壕沟里的可怜虫知道要坚持在某个堑壕里便是守住了阵地，心里也沾沾自喜。

　　甚至野外的炮兵向看不见的目标射击后，也可以拿起耳机，向藏在七英里以外一颗枯树上的同伴询问，所要摧毁的教堂塔尖是否有坍倒的迹象，是否需要变换角度再打一次。

　　但是，使用贝尔塔型巨炮的弟兄们却生活在奇怪虚假的孤独世界中。他们冒冒失失地把炮弹射往天空，却无法预见炮弹的命运是什么，就连知识渊博的弹道学教授也无济于事。炮弹也许真的击中了目标，也许落在了兵工厂或要塞中心。然而它也会打中教堂或孤儿院，或安静地潜入河底或扎入墓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在我看来，作家在许多地方与攻城炮兵有相同之处。他们也在操纵一门重型火炮，他们的文学炮弹也许会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引起革命或动乱。不过一般发射的只是可怜的哑弹，无声无息地静卧在附近的田野里，最后被当做废铁，或制成雨伞架和花盆。

　　的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消耗了这么多纸浆，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个时代就是通常说的“文艺复兴”。

　　意大利半岛上的每一个托马索、里卡多和恩里格，条顿大平原上的每一个托马西医生、里卡都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里希，都急匆匆地印刷出自己的作品，所用的纸张最小也是十二开的，更甭说模仿希腊人写的动人的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和学照罗马祖先的佳篇文体写颂歌的里卡蒂诺了。还有不计其数的人热衷于收藏古币、雕塑、塑像、图画、手稿和古代盔甲，几乎整整三十世纪兢兢业业地把刚刚从前辈的废墟里挖掘出来的东西分类、整理、制表、登记、存档和编纂，用无数对开纸印出集子，再配上美丽的铜版和精制的木刻。

　　印刷术的发明毁了谷登堡，却使弗劳本、阿尔杜斯、爱琴尼以及其它新印刷公司发了财，他们从强烈的求知欲望中大捞油水。不过，文艺复兴的文学产品并没有在当时的世界——作家们生活的十五、十六世纪——产生巨大的效果。贡献出新思想的人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鹅毛笔英雄，他们象那样开大炮的朋友一样，并没能亲眼看到自己取得多大成功，作品造成了多大的毁坏。但是，他们总的说来是铲除了进步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我们应当感谢他们干净彻底地清扫了堆积如山的垃圾，没有他们，这些垃圾还会在我们的思想里碍手碍脚。

　　不过严格他讲，文艺复兴起先并不是“向前看”的运动。它鄙视刚刚消失的过去，称上一代人的著作为“野蛮”之作（或“哥特式的野蛮”之作，因为哥特人曾一度和匈奴人一样名声狼藉）。文艺复兴的主要志趣在艺术品上，因为艺术品里蕴藏着一种叫“古典精神”的物质。

　　文艺复兴的确大大振兴了良知的自由、宽容和更为美好的世界，不过运动的领袖们并没想这样做。

　　早在这之前很长时间，便有人提出质问，罗马主教有什么权力强行规定波希米亚农民和英格兰自由民必须用哪国语言析祷，必须以何等精神学习耶稣的教诲，必须为自己的放纵付出多少代价，必须读些什么书和怎样教育子女。他们公然蔑视这个超级王国的力量，却被它打得粉身碎骨。他们甚至还领导或代表过一场民族运动，但终不免失败。

　　伟大的简·胡斯余火未息的骨灰被不光彩地掷入莱茵河，这是对全世界的警告：教皇体制仍然是至高无上的统治。

　　威克利夫的尸体被官方执刑人焚烧了，它告诉列斯特夏的下层农民，枢密院和教皇还能把手伸到坟墓里。

　　显然，正面攻击是不可能的。

　　“传统”这座坚固堡垒是在十五个世纪里靠巨大的权威逐渐地精心建成的，靠外力攻打休想占领它。在高墙壁垒之中也有不少丑闻。三个教皇动起干戈，谁都说自己合法，是圣彼得的唯一继承人；罗马和阿维尼翁教廷腐败透顶，制定法律只是为了使人通过花钱疏通来破坏的；君主的生活完全道德败坏；贪财谋利之人以日益加剧的炼狱恐怖做幌子，要挟可怜的父母为死去的孩子缴纳大笔钱，所有这些都人所共知，却又丝毫无碍于教会的安全。

　　然而，一些人对基督教事务毫无兴趣，对教皇和主教也无切身之恨，他们胡乱开了几炮，却使这座陈旧的大厦倒坍了。

　　布拉格的“瘦小苍白的人”向往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可他未尽之事却被一群杂混的平民百姓实现了，这伙人别无他求，只想做为世界诸般善事的赞助人活着和死去（最好等老了以后再死），做圣母教会的虔诚弟子。

　　他们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代表各行各业，如果当时的历史学家点破他们所作所为的真实本意，他们还会怒发冲冠。

　　以马可·波罗为例。

　　我们知道他是个非凡的旅行家，看到过奇光异景，无怪乎拘谨于西方城市巴掌大地方的人们称他是“百万美元的马可”。他向人们描述说，他看到的金色御座有宝培那么高，大理石墙的长度犹如从巴尔干到黑海的距离，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这个小家伙束手无策了，然而他在进步的历史中起了绝顶重要的作用。他的文笔并不好。他对文学也怀有同时代同阶层的人的偏见。一个绅士应该挥舞宝剑而不是耍鹅毛笔，因此马可先生不愿意当作家。但是，战争使他进了热那亚监狱。为了打发枯燥的铁窗时光，他向同牢的一个可怜作家讲述了自己一生的奇怪故事，靠这种间接的途径，欧洲人终于了解了许多过去一无所知的事情。马可·波罗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他固执地相信他在小亚细亚见过一座山被一个虔诚的圣人挪动了两英里，因为圣人想告诉异教徒“真正的信仰能做到什么”；他也轻信了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讲没有脑袋的人和三只脚的鸡，但他讲述的事情却胜过前一千三百年中的一切，从而推翻了教会的地理学理论。

　　马可·波罗从生到死当然一直是教会的虔诚弟子，谁要是把他比做几乎是同时代的著名的罗吉尔·培根，他还会怒不可遏。培根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他为了追求知识，忍痛整整十年没写作，还在监狱里关了整整十四年。

　　不过这两个人中还是波罗更为危险。

　　十万人中最多只有一个人会跟随培根追逐天上的虹，琢磨娓娓动听的进化理论以颠扑当时的神圣观点，而只学过ABC的平民百姓却可以从马可·波罗那儿得知世界上还存在着《旧约》作者从未想到过的东西。

　　我并不是说在世界尚未获得一丝一毫的自由之前，仅靠出版一本书就能引起对《圣经》权威性的反叛。普遍的启蒙开化是数世纪艰苦准备的结果。不过，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的朴实宣言却得到了大家的理解，这对怀疑论精神的兴起起了重大作用。怀疑论是文艺复兴后期的特点，它允许人们去说去写那些仅在几年前还会使人落入宗教法庭的魔爪的言论。

　　以薄迦丘的奇特故事为例，他的朋友们从佛罗伦萨出发，进行趣昧宜人的长足旅行，头一天便听到了这些故事。故事里面讲所有宗教体制都可能有对有错。可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所有宗教体制都对错相等，那么许多观点就无法证实或否定，既然如此，持各种观点的人为什么还要被判处上绞架呢？

　　象洛伦佐·瓦拉这样著名学者的探险更奇特。他死时是罗马教会政权中深受崇拜的政府官员。可是他在钻研拉丁文时却无可辩驳地证明说，传说中关于康斯坦丁大帝曾把“罗马、意大利和西方所有省份”赠给西尔敏斯特教皇的说法（从这以后的历代教皇都以此为依据，在整个欧洲作威作福）只不过是个拙劣的骗局，是皇帝死去几百年后教皇法庭里的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官编造的。

　　也可以回到更实际的问题，看看一直受圣奥古斯丁思想熏陶的那些虔诚基督徒。圣奥古斯丁曾教导他们说，地球另一侧的人所持的信仰是亵渎和异端的，那些可怜的生灵不可能见到第二次基督降临，因而根本没有理由活在世上。不过，当一四九九年达·伽马首航印度归来，描绘了他在地球另一端发现的人口稠密的王国的时候，这些善男信女又该如何看待圣奥古斯丁的教义呢？

　　这群头脑简单的人一直被告知说，我们的世界是平面圆盘子，耶鲁撒冷是宇宙的中心。然而“维托利亚”号环球航行后平安返回，这表明了《旧约》中的地理有不少严重错误，那么这些人应该相信谁呢？

　　我重复一下刚才所说的。文艺复兴不是自觉钻研科学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中也很遗憾缺乏真正的志趣。这三百年里在一切事物中作主导的是美和享乐。教皇虽然暴跳如雷反对一些臣民的异端教旨，可是只要这些反叛者健谈、懂一点印刷和建筑学，他倒也十分乐于邀请他们共进晚餐。美德的热情鼓吹者，如撒沃那罗拉，和不可知论者冒有同样大的危险，年轻的不可知论者很聪明，在诗歌和散文中抨击了基督信仰的基本观点，而且言词激烈，绝不是和风细雨。

　　人们表露的是对生活的新的向往，但是里面却无疑蕴藏着一种潜在的不满，反对现存的社会和拥有无上权力的教会对人类理解发展的束缚。

　　薄迦丘和伊拉斯谟之间隔有近两个世纪的间隔。在这两百年里，抄写匠和印刷商从未清闲过。除教会自己出版的图书外，所有重要的著作几乎无一不间接地暗示，由于野蛮入侵者造成的混乱局面取代了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西方社会落入了无知的僧人掌管之下，世界便陷入了极为悲惨的灾难。

　　马基雅维里和罗伦佐·美第奇的同代人对伦理学并不很感兴趣。他们讲究实际，最会利用现实世界。他们表示要与教会和平共处，因为它的组织强大，魔爪甚长，会带来很大害处，所以从不有意识地参加改革的尝试，或对管辖他们的制度提出质询。

　　但是他们对过去事情的求索之心总也得不到满足，他们不断追求新的刺激，活跃的思想极不安稳。人们在这个世界上从小就坚信“我们知道”，但是从这时起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知道吗？”

　　这要比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集和拉斐尔的画集更值得后世纪念。

十二　基督教改革运动

　　现代心理学教会了我们几件有用的东两，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极少出于一种单一的动机而做一件事情。我们不论是向一所新大学解囊捐赠一百万美金，还是连一个铜子也不愿意给饥饿的流浪汉，不论是宣称说真正的智力自由生活只有在国外才能得到，还是发誓永不再离开美国海岸，不论是坚持把黑称做自，还是把白称做黑，总是有不一而足的种种动机促使我们做出决定，我们心里也明白。但是，我们要是真敢对自己和周围的人老实承认这一点，那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形象可就寒碜可怜了。出于天性，我们总要从各种动机中挑选出最值得钦佩最有价值的一项，修饰一番以迎合公众口味，然后公诸于世，称它是“我们做某件事的真正理由”。

　　不过这虽然可以在大多数场合下蒙骗住大家，却从来没有一个方法能蒙骗自己，哪怕是蒙骗一分钟。

　　大家都清楚这条使人尴尬的真理，因为自从有了文明以来，人们便狡黠地达成默契，在任何公共场合里都不得戳穿它。

　　我们内心怎样想，这是自己的事。只要外表保持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心里便会感到满足，因此就很乐于遵守这样的原则：“你相信我的谎话，我也相信你的。”

　　大自然却没有礼仪之限，它在我们的一般行为准则中是个绝大的例外，因此它极少能被允许跨入文明社会的神圣大门。由于历史迄今只是少数人的消遣之物，所以名叫克莱奥的可怜女神至今一直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尤其与不如她体面的姐妹们相比更是如此。她的姐妹们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可以自由地唱歌跳舞，还被邀请参加每一个晚会，这当然引起了可怜的克莱奥的无比愤恨，她不断施展微妙的于腕，以图报复。

　　报复纯属人的天性，却又很危险，在人类的生命和财产中常常索价高昂。

　　每当这个老妇人向我们揭露数世纪流传下来的成套的谎言时，整个安宁幸福的世界就陷入动荡之中，狼烟四起，上千个战场包围了世界。骑兵团开始横冲直撞，漫山遍野的一队队步兵慢慢地爬过大地。以后，所有的人都回到各自的家舍或墓地，整个国家一片荒凉，不计其数的金银枯竭到最后一文钱。

　　如前所述，我们的同行现在已经开始认清，历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它受无法言明的自然法则的支配，而这种法则迄今却只在化学实验室和天文台受到尊敬。于是，我们就搞起非常有用的科学大扫除，这对子孙后代造福匪浅。

　　这终于把我带到了本章开始时的题目，那就是：基督教改革运动。

　　直到前不久，对这场社会和思想的大变革只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全盘肯定，一种是全盘否定。

　　前种看法的支持者认为，它是一次宗教热情的突然爆发，一些品行高尚的神学家对教皇龌龊的统治和受贿大为震惊，自己就建立起独立的教堂，向真心诚意要当真正基督徒的人传授真正的信仰。

　　仍旧忠于罗马的人绝没有这么高的热情。

　　按照阿尔卑斯山另一端的学者的说法，宗教改革是一场既可憎又可恶的反叛，几个卑鄙的王宫贵族不想结婚，还希望得到本该属于教会圣母的财产，便阴谋闹事。

　　一如既往，双方都对，可又都错了。

　　宗教改革是形形色色的人出于形形色色的动机造成的。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明白，宗教上的不满只是这场大动乱的次要原因，际上它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和经济革命，神学的背景微乎其微。

　　如果教导我们的子孙，使他们相信菲利浦王子是个开明统治者、他对改革后的教旨很感兴趣，这当然要比向孩子们说明一个无耻政客如何通过狡猾诡计，在向其它基督徒开战时接受了异教的土耳其人的帮助要容易得多。于是几百年来，新教徒便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伯爵打扮成宽宏慷慨的英雄，他希望得到的是黑森家族取代自古以来掌权的世敌哈斯堡家族。

　　另一方面，克莱门特主教可以被比做是可爱的牧羊人，他把日益衰竭的最后精力都徒然地用在保护羊群不跟随错误头领误入歧途上，这要比把他描写成典型的美第奇家族的王子更易于理解，因为美第奇家族把宗教改革看成是一群酗酒滋事的德国僧人的不光彩吵闹，并运用教会的力量扩展意大利祖国的利益。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传说中的人物在天主教的课本里对我们微笑，我们丝毫不必惊讶。

　　这种历史在欧洲可能是必要的，不过我们既然在新世界上幸运地落了脚，就不必坚持欧洲大陆祖先的错误，而应该自由自在地得出自己的结论。

　　黑森的菲利浦是路德的挚友和支持者，他虽然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却不能说在宗教信仰上不虔诚。

　　他丝毫不是这样。

　　一五二九年他在著名的《抗议》上签字时，他和其它签名者都知道，他们会“遭到猛烈暴风雨的严酷打击”，还会在断头台上了却一生。他如果不是具有非凡的勇气，就不能扮演他实际上扮演了的角色。

　　不过我要讲明的是，历史人物受到启发做了一些事情，也被迫放弃一些事情，但如果不深入了解他的各种动机，要对他（或者对我们所熟悉的人）下断语是很困难的，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法国有句谚语：“了解一切即宽恕一切。”这个解决方法似乎过于简单。我想做一点补充，修改成：“了解一切即理解一切。”善良的主在数世纪前已经把宽恕的权力留给了自己，我们还是让他去尽宽恕之职吧。

　　我们可以低就一点，尽量去”理解”，这对于人类有限的能力来说已经够多了。

　　现在我还是回到宗教改革上来，这个题目使我把话题扯开了一些。

　　据我的“理解”，这个运动起初是一种新精神的体现，它是前三个世纪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结果，后来被人称为“民族主义”，因此它与那个外来的国上之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前五个世纪的欧洲各国都被迫要看那个国上之国的眼色行事。

　　要是没有同仇敌忾，就不能使德国人、芬兰人、丹麦人、瑞典人、法国人、英国人和挪威人紧密团结为一体，形成强大的力量，足以摧毁长期监禁他们的监狱围墙。

　　如果各自怀有的险恶嫉妒之心没有由于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暂时收敛，超脱私人的仇视和野心，宗教改革也绝不会成功。

　　反之，宗教改革就会变为一连串小规模的地方起义，只需一支雇佣军团和几个精力旺盛的宗教法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镇压下去。

　　改革领袖便会重蹈胡斯的厄运，追随者们也会象从前被杀的沃尔登学派和阿尔比格学派的人一样被处死。教皇统治集团会记载下又一次易若反掌的胜利，接踵而来的便是对“违反纪律”的人们施以施雷克里克式的统治。

　　改革运动虽然胜利了，但成功的范围却小到了极点。胜利一到手，对反抗者生存的威胁一解除，新教徒的阵营便瓦解成无数个敌对的小山头，在已经大大缩小了的范围内重演敌人当权时的所有错误。

　　一个法国主教（很遗憾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曾经说过，我们必须热爱人类，不论人类处于什么境况。

　　我们从局外人的角度回顾一下，在近四个世纪的时光里，人们曾充满希望，但同时也陷入更大的绝望。多少男男女女怀着崇高的勇气，在断头台和战场上为了理想抛弃了生命，而理想却从未实现过。我们也看一看数以百万计默默不闻的小市民，他们认为某些东西是神圣的，便为之牺牲；还有新教徒的起义，他们本想建立更自由更开明的世界，却一败涂地。这都会使人们的博爱之心受到异常严峻的考验。

　　直言不讳地讲，新教徒奉行的主义从这个世界上剥夺了许多美好、高尚和美丽的东西，又加进了不少狭隘、可憎和粗陋的货色。它不是使人类社会更简朴更和谐，而是使它更复杂更无秩序。不过，与其说这是宗教改革的过错，倒不如说是大多数人本身具有的弱点造成的。

　　他们不愿意慌张从事。

　　他们根本跟不上领导者的步伐。

　　他们并不缺乏善良的愿望，最终他们会跨过通往新世界的天桥。但是他们要选择最好的时机，而且还不肯放弃祖宗留下来的传统。

　　宗教大改革原想在基督徙和上帝之间建立一种完全新型的关系，摈除过去的一切偏见和腐败，可是它完全被追随者们头脑中的中世纪包袱搞得混乱不堪，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很快便发展成为一个与它所深恶痛绝的教廷组织毫无二致的运动。

　　这便是新教徒起义的悲剧，它不能从大多数支持者的平庸智理中摆脱出来。

　　结果，西部和北部的人并没有象所期望的那样取得长足的进步。

　　宗教改革运动未能产生一个所谓一贯正确的人，却贡献了一本书，据说是完美无暇的。

　　不是出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当权者，而是涌现了无数个小当权者，每一个都想在自己的范围里充当领袖。

　　它不是把基督世界分为两部分，一半是占统治地位的。一半是占非统治地位的，一半是虔诚的教徒，一半是异端分子，而是制造出无数个意见分歧的小团体，彼此毫无共同之处，还深恨所有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

　　它没有建立宽容的统洽，而是效法早期教会，一俟获得权力，依靠不计其数的宗教手册、教旨和忏悔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便公然宣战，无情打击不赞同他们社团的官方教义的人。

　　但是在十六、十六世纪的思想发展中，这是无法避免的。

　　要形容象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领袖的勇气，只有一个词，说来还相当吓人：硕大无朋。

　　德国边远地区的不毛之地有一所潮汐学院，里面的一位教授是个朴实的多明我会僧人，他公然烧毁了一项教皇训谕，用自己的叛逆思想狠狠敲击了教会的大门。还有个体弱多病的法国人，他把瑞士的一座小村镇变成了堡垒，完全不把教皇的力量放在眼里。这些事例展示了人们的刚毅坚韧，堪称超世绝伦，现代世界无一可与之媲美。

　　这些胆大包天的造反者很快找到了朋友和支持者，只不过这些朋友都抱有个人目的，支持者也只是为了混水摸鱼捞一把，好在这不是本书探讨的问题。

　　这些造反者为了自己的良知以性命赌博的时候，并不能卜测出世界将会怎样，也没能预见到北部大部分民族最后会云集到自己的旗帜之下。

　　但他们一旦卷入自己引起的大旋涡，就不得不随波逐流了。

　　不久，怎样使自己保持在水面上这个问题就耗去了他们的全部力气。教皇在千里之外的罗马终于了解到，这场人所不齿的动乱要比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僧人之间的争吵严重得多。它是一个法国牧师的阴谋。为了赢得众多资助人的欢心，教皇暂时停建了心爱的大教堂，开会商讨发动战争。教皇的训谕和逐出教会的命令飞送到四面八方，帝国的军队开始了行动。造反的领袖们无路可退，只好背水一战。

　　伟大的人物在你死我活的冲突中丧失了平衡的概念，这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同一个路德曾经疾呼，“烧死异教徒是违背圣灵的”，可是几年后，他一想起邪恶的德国人和荷兰人竟然倾向于浸礼教徒的思想，就恨得咬牙切齿，似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这个无畏的改革者在开始时还坚持认为，人们不应把自己的逻辑体系强加于上帝，而到了最后却烧死了理论明显比他更高一筹的敌人。

　　今天的异教徒到了明天就成为所有持异见者的大敌。

　　加尔文和路德总是谈论新的纪元，那时黑暗之后终归会出现曙光，然而他们在有生之年却一直是中世纪传统的忠实后裔。

　　在他们眼里，宽容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美德。他们在没有容身之地的时候，还心甘情愿乞灵于信仰自由的神圣权力，以它作为攻击敌人的论点。一旦仗打赢了，这个深得信赖的武器便被小心翼翼地放在新教徒的废品仓库的墙角，和其它很多善良的意愿一起被当作不实用的东西扔掉。它躺在那里，被忽略，彼遗忘，直到许多年后才从盛满旧式说教的木简后面被翻找出来，人们捡起它，擦去污迹，又一次走向战场，但是使用它的人的本质已经改变，与十六世纪初期奋战的人截然不同。

　　不过，新教徒革命也为宽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倒不是革命本身取得的，这方面的收益的确很小。但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却间接地促进了各个方面的进步。

　　首先，它使人们熟悉了《圣经》。教会从未严令禁止人们读《圣经》，但也没有鼓励普通凡人研究这本圣书。现在每个正直的面包匠和烛台制造师终于可以拥有一本圣书了，可以在工棚里独自研究它，得出自己的结论，完全不必担心在火刑柱上被烧死。

　　熟悉可以抵消人们在一无所知的神秘事物面前的敬畏利恐惧感。在宗教改革后的两百年见，虔诚的新教徒相信自己从《旧约》中读到的一切，从巴拉姆的驴子到乔纳的鲸鱼。那些敢于质询一个逗号的人（博学的阿伯拉罕·科洛威斯的“带有启发性的”元音点）知道最好别让大家听到他们怀疑的窃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仍然害怕宗教法庭，而是因为新教牧师有时会使他们的生活很不愉快，众口纷坛的责难所导致的经济后果即使不是毁灭性的，也会十分严重。实际上这本书是一个由牧民和商人组成的小民族的历史，但是长期不断地研究它却逐渐产生了后果，这是路德、加尔文和其它改革者未能预见的。

　　假如他们预见到了，我肯定他们会和教会一样，讨厌希伯莱文和希腊人，小心谨慎地不使《圣经》落入凡世俗人之手。到头来，越来越多的治学严谨的学生只是把《圣经》当作一本有趣的图书来欣赏，在他们看来，里面的许多描写残忍、贪婪和谋杀的鲜血淋漓令人发指的故事绝不会是在神示下写成的，根据内容的性质判断，那只能是处于半野蛮状态的民族的生活写照。

　　从这以后，许多人当然不去再把《圣经》看成是唯一的智慧源泉。自由思考的障碍一旦扫除，被阻塞了近一千年的科学探索潮流便沿着自然形成的渠道奔腾而去，一度中断了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家的成果又从二十个世纪以前丢下的地方重新捡了起来。

　　还有一点从宽容的角度来看更为重要，宗教改革把西欧和北欧从一个权力专制中解脱了出来，这个专制尽管披着宗教组织的外衣，但实际上却是罗马精神专制的不折不扣的翻版。

　　信仰天主教的读者很难苟同于这些观点，但他们也会对这场运动怀有感激之情，因为它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对他们的天主教义也同样带来了一些益处。本来，天主教会这个一度神圣的名字已经沦为贪婪和暴虐的代名词，所以教会才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扫清这些指责。

　　取得的成功还甚为辉煌。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梵蒂冈不再容忍波尔吉亚人了。诚然，教皇和从前一样，仍然都是意大利人，要改变这种规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如同古罗马时期受信任的大主教们在选举教皇时要是挑上一个德国人、法国人或其它任何一个外籍人，下层百姓非把城市闹得天翻地覆不可。

　　新教皇的选举万分慎重，只有最德高望重的人才有希望当选。新主人由忠诚的耶稣会会士辅佐，开始彻底的大清洗。

　　放纵胡为的事情不再有市场了。

　　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必须研究（也就是服从）修道院创始人定下的规矩。

　　在文明城市里，行乞的僧人踪影全无。

　　大家对宗教改革的不屑一顾态度已经消失，继之而来的是热切向往圣洁有益的生活，做善事，竭力帮助那些无力承担生活重担的不幸的人。

　　即使如此，教延还是未能收回已经失去的大片疆土。按地理概念讲，欧洲北半部人信奉新教，只是在南半部保留了天主教。

　　不过，如果我们把宗教改革的成果用图画来说明，那么欧洲实际发生的变化就更为清晰。

　　在中世纪，有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

　　新教徒的造反摧毁了旧的建筑，并用现成的材料建立起自己的监狱。

　　一五一七年以后，出现了两座地牢，一座专为天主教徙，另一座是为新教徒。

　　至少原定的计划是这样的。

　　可是新教徒没有受过长达数世纪的如何进行迫害和镇压的训练，他们想建立一个没有反对者的禁地，却失败了。

　　大批桀骜不驯的囚徒从窗子、烟囱和地牢的门口逃跑了。

　　没过多久，整个地牢大厦陷于崩溃。

　　到了夜晚，异教徒便整车地搬走石头、大梁和铁棍，次日早晨用它们建造了一座自己的小堡垒。它的外表很象一千年前格雷戈里大帝建造的普通监狱，但缺乏必要的内在力量。

　　堡垒一旦投入使用，新的规定和制度一旦被张贴在门上，大批心怀不满的信徒便蜂拥出走了。他们的上司，即现在的牧师教长由于从未掌握过旧式执行纪律的方法（逐出教会、酷刑、处决、没收财产和流放），只好无可奈何地站在一旁观望着已经下定决心的乱民。这帮叛逆按照自己的神学所好建起了一道防卫木桩，宣布了一套暂时能迎合他们信仰的全新教旨。

　　这一过程经常往复，最后在不同的禁地之间形成了精神上的“无人区”，求知者可以在这里自由闲逛，正直的人们可以放任暇想，下会受到阻碍和干扰。

　　这就是新教为宽容事业带来的帮助。

　　它重建了人的尊严。

十三　伊拉斯谟

　　撰写每本书都会出现危机，有时出现在前五十页，有时却直到稿子快要结束时才冒出来。的确，一本书如果没有危机，就象一个孩子没有出过天花一样，也许这正是问题的所在。

　　这本书的危机在几分钟前出现了，因为想在一九二五年撰写论述宽容思想的著作似乎相当荒谬，也因为我迄今为这部基础研究而花费的那么多宝贵时光和艰辛劳苦可能徒劳无益了。我很想用伯里、莱基、伏尔泰、蒙田和怀特的书点燃篝火，也想把我自己的著作丢进火炉付之一炬。

　　这该怎么解释呢？

　　有很多原因。首先，作者与自己定下的命题形影不离，一起生活了这么久，难免也会感到枯燥无味。第二是怀疑这类书完全没有实用价值。第三是担心这本书只会为不那么宽容的同胞们提供把柄，他们利用书中一些次要的史料为他们自己的可恶行径进行辩解。

　　可是除去上述问题（在大多数严肃图书中这些问题也的确存在），这本书还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即它的“结构”。

　　一本书要获得成功，必须要有开头和结尾。这本书倒是有个开头，但是能有结尾吗？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我可以举出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它们表面上打着公正和正直的旗号的，实际上却是不宽容的结果。

　　我可以描述那些痛苦的日子不宽容被抬举到了至高无上美德的地位。

　　我可以痛斥和嘲弄不宽容，直到读者异口同声地大声疾呼：“打倒这个可恶的东西，让我们全都宽容吧！”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说不清怎样才能达到我奋力追求的目标。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手册向我们讲述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从饭后的闲谈到如何表演口技。上星期日我看到一张函授课程广告，不少于二百四十九个题目，学院保证学生的水平能登峰造极，而且费用很少。但是至今没有人提出如何有四十（或四千）个课时中讲明白“怎么做到宽容”。

　　历史据说是能解开许多秘密的钥匙，但却无法帮助我摆脱这种危急情况。

　　的确，人们可以写出大部头的专业著作，谈谈奴隶制、自由贸易、死刑和哥特式建筑，因为这些问题是非常明确具体的。即使任何资料都没有，我们至少还可以研究在自由贸易、奴隶制和哥特式建筑中大显身手或大力反对的男男女女的生平。从这些优秀人物讲述他们的命题的方法，从他们的个人习惯、社会联系，从他们对食品、饮料和烟叶的嗜好，甚至从他们穿什么样的马裤，我们都可以对他们热情赞助或恶毒诋毁的理想得出某些结论。

　　可是从没有人把宽容作为自己的职业。热烈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人只是出于很大的偶然性。他们的宽容只是一个副产品。他们所追求的是别的东西。他们是政客、作者、国王、物理学家或谦虚的美术家。在国王的事务中，在行医和刻钢板中，他们有时间为宽容美言几句，但是为宽容而奋斗却不是他们的毕生事业，他们对宽容的兴趣就象对下象棋和拉小提琴一样。这伙人非常怪异混杂（想一想斯宾诺沙、弗雷德里克大帝、托马斯、杰弗逊和蒙田竟会是好朋友！），要发现彼此性格中有共同之处几乎不可能，尽管一般来说，从事共同工作的人都有共同的性格，不论这个工作是从戎、探测还是使世界免于罪孽。

　　因此，作家很想求助于警句。世界的某一处有一句警句，能应付各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但是在这个特殊问题上，《圣经》、莎士比亚、艾萨克·沃尔顿和老贝哈姆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也许乔纳森·斯威夫特（按我的记忆）接近了这个问题，他说，大多数人都有足够的宗教信仰做依据憎恨旁人，却不能爱别人。遗憾的是，这条真知灼见还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目前的困难。有些人对宗教的熟悉不逊于任何人，也最从心底里仇恨别人。有些人全无信仰宗教的天性，却对野猫、野狗和基督世界的人类倾注了真挚感情。

　　不行，我必须得出自己的答案。经过必要的思考（但是没有多少把握），我要讲述一下我自己所认为的真理。

　　大凡为宽容而战的人，不论彼此有什么不同，都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的信仰总是伴随着怀疑；他们可以诚实地相信自己正确，却又从不能使自己的怀疑转化为坚固绝对的信念。

　　在如今超爱国主义的时代，我们总是热情地叫嚷要百分之百地相信这个，百分之百地相信那个，但是我们不妨看一看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它似乎一直对标准化的理想很反感。

　　纯粹依靠人喂大的猫和狗是人所共知的傻瓜，因为如果没人把它们从雨里抱走，他们就会死亡。百分之百的纯铁早已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混合金属：钢。没有一个珠宝商会费尽心思地去搞百分之百的纯金、纯银手饰。小提琴无论多好，也必然是由六七种不同木材组成的。至于一顿饭，如果是百分之百全是蘑菇，非常感谢，鄙人实难领教。

　　一句话，世间绝大多数有用的东西都含有不同成份，我不明白为什么信仰要例外。我们“肯定”的基础里要是没有点“怀疑”的合金，那我们的信仰就会象纯银的钟一样总是叮当作响，或象铜制的长号一样刺耳。

　　宽容的英雄们正是由于深深赞赏这些，才与其它人分道扬镳了。

　　在人品的正直上，诸如对信仰的真诚，对职责的无私忠实，以及其它人们所共知的美德，他们中大多数人本来可以被清教徒法庭视为十全十美的完人。我想讲得更深一些，他们中至少有一半人活着和死了以后本可以进入圣人行列，可是他们的特殊意识逼迫他们成为某一个机构的公开可怕的敌人，而这个机构自称只有自己才有权力把普通百姓加封为圣人。

　　这些英雄怀疑天国的神灵。

　　他们知道（一如前辈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浩瀚无际，头脑正常的人绝不期望能够解决。他们一方面希望并祈祷自己所走的路能最终把他们引向安全的目的地，另一方面又不相信这条路是唯一正确的，其余的全是歧途，他们认为这些歧途尽管迷迷动人，足以陶醉头脑简单的人，却不一定是通往毁灭的罪恶之路。

　　听来这与《宗教问答手册》和伦理学教科书上的观点截然相反。这些书宣传由绝对信念的纯洁火焰照耀的世界具有绝对的美德。也许是这样。但是整整几个世纪里，尽管那团火焰一直以最强的亮度熊熊燃烧，但普通大众却不能说是幸福美满的。我并不想搞激烈的变革，但是为了变换一下，不妨试一试别的光亮，宽容行会的兄弟们靠着它一直在审度着世界的事情。如果这试验不成功，我们还可以回到父辈的传统里。似是如果新的光亮能把一缕宜人的光芒照射在社会上，多带来一点仁慈和克制，使社会少受丑恶、贪婪和仇恨的骚扰，那么收获一定会很大，我肯定，所花的代价也会小得多。

　　一点衷言，待价而沽。下面我必须接着讲历史。

　　最后一个罗马人被掩埋后，世界的最后一个公民（取其最佳最广泛的意义）也泯死消亡了。古代世界充满了人道的古老精神，这是当时先进思想的特点，只是过了很长时间，它才平安地重返大地，社会才又一次有了安全的保障。

　　正如所见，这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

　　国际商业的复苏为西方贫穷的国家带来了新的资本。新的城市平地而起，出现了新的阶层。他们资助艺术、解囊购书，还投资给随着繁荣而兴起的大学。一些“人道思想”的支持者大胆地以整个人类作为对象进行试验，高举叛旗，打破旧式经院哲学的狭小局限，与旧的虔诚之徒分手了，因为后者把他们对古人智慧和原理的兴趣看做是邪恶肮脏的好奇心的体现。

　　一些人站在了这一小队先驱的前列，这本书以后的部分全是他们的故事，其中最可称赞的要算那个温顺的灵魂：伊拉斯谟。

　　他固然很温顺，却也参加了当时所有的文字大论战，并且精确地操纵了各类武器中最厉害的一种——幽默远程大炮，从而使自己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炮弹里装着由他的智慧制成的芥子气，径直射往敌人的国土。伊拉斯谟式炮弹的种类繁多，很危险。一眼看去似乎毫无害处。它没有僻叭作响的明显导火索，倒象是绚丽多采的花炮，可是，上帝保佑那些把这些玩艺拿回家让孩子玩的人们吧。毒气肯定会进入幼小的心灵，而且根深蒂固，整整四个世纪都不足以使人类免除后遗症。

　　这样一个人，竟出生在北海淤泥沉积的东海岸的一个索然无味的小镇子，也颇为奇怪。十五世纪时，这些被水浸透的土地还没有达到独立富足的全盛时期，只是一群无足轻重的小公国，处于文明社会的边缘。他们长年累月闻着鲱鱼味，因为鲱鱼是他们的主要出口品。即使招徕一个客人，也只能是个走投无路的水手，他的船在阴沉的岸边触礁沉没了。

　　这样讨厌的环境会形成童年的恐惧，但也会刺激好奇的孩子奋力挣扎，最后摆脱出来，成为那个时代最知名的人物。

　　他一生下来就事事不顺当。他是个私生子。中世纪的人们与上帝和大自然亲密无间，诚挚友好，对这种事情比我们现在要计较得多。他们为之甚感遗憾。这种事既然不应该发生，他们当然也就很不赞同。不过除此之外，他们的头脑过于简单，没有想到要去惩罚播篮里的小生命，因为这不是孩子的过错。伊拉斯谟的不正规的出生情况并未对他造成很大不便，它只是表明他的父母太糊涂，根本没有能力应付局势，只好把孩子和他的哥哥留给了不是笨蛋就是流氓的亲戚照看。

　　这些叔叔和监护人不知道怎样打发他们的两个小监护对象，母亲一死，两个小家伙就无家可归了，首先他们被送到德汉特的一所负有盛名的学校，那儿的几个教师加入了“共同生活兄弟会”，不过我们如果读一读伊拉斯谟后来的信件，便可以判断出，这些年轻人只是在共同生活这个词的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共同”。继而，两个孩子分手了，弟弟被带到豪达，置于拉丁文学校校长的直接监督之下。校长是三个被指定管理孩子继承的微薄产业的监护人之一。如果伊拉斯谟时代的学校象四个世纪以后我参观过的学校那样糟，我只能为这可怜的孩子感到难受。更糟糕的是，三个监护人这时已经挥霍了孩子的每一分钱，为了逃避起诉（那时荷兰法庭对这类事情毫不通融），他们急忙把他送进修道院，让他出家修行，还祝他幸福，因为“现在前途有保障了。”

　　历史的神秘磨盘终于从这些可怕的经历中磨出了具有伟大文学价值的东两。中世纪末期，所有修道院中半数以上的人都是只字不识的乡巴佬和满手老茧的种田人，这个过于灵敏的年轻人形孤影单，多年被迫与这些人住在一起，一想起来真觉得不是滋味。

　　幸运的是，施泰恩修道院的纪律松弛，使伊拉斯谟能把大部分时光用在前任修道院长收藏的拉丁文手稿上，这些手稿搁置在图书馆里早已被忘记了。他吸吮着卷==浩繁的著作，最后成为古代学问的活的百科全书。这对他以后有很大的帮助。他总是在活动，很少去参考图书馆的书。不过这倒没关系，因为他可以凭借自己的记忆加以引用。大凡读过收有他著作的十大本卷宗或是只通读了其中一部分的人（因为现在人的命太短促了），一定会对十五世纪所说的“古典知识”大加赞叹。

　　当然，伊拉斯谟最后还是离开了那个古老的修道院。象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被环境所左右的，这样的人造出自己的环境，而且是用根本不成器的材料创造的。

　　伊拉斯谟的余生完全自由了，他没完没了地要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以便使工作不受慕名来访的客人们的干扰。

　　可是直到他行将辞世，对童年时代“活生生的上帝”的缅怀使他的灵魂陷入死亡的沉睡中的时候，他才饱尝了一会儿“真正的清闲”。这对于紧步苏格拉底和塞诺后尘的人来说，一直是极少有人得到过的最美好的佳境。

　　这些过程经常被描写，我就不详细赘述了。每当两个或更多的人以真正智慧的名义凑在一起时，伊拉斯谟或早或晚一定会出现。

　　他在巴黎学习过，是个穷学者，差一点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他在剑桥教过课，在巴塞尔印过书，还想（几乎是徒劳无功）把启蒙之光带进远近闻名的卢万大学，冲破壁垒森严的正统偏执。他在伦敦度过很长时间，获得都灵大学神学博士学位。他熟知威尼斯大运河，咒骂起新兰岛的糟糕道路来就象咒骂伦巴第一样熟悉。罗马的天国、公园，人行道和图书馆在他的头脑中留有深刻的印象，甚至莱瑟河水也不能把这座圣城从他记忆中洗掉。他只要还在威尼斯，便可得到一笔慷慨的年金，每当威尼斯兴办一所新大学，他肯定会被请去，担任他选中的任何课程的教授，即使他不愿任教，只要偶尔光临一下校园也会被视作莫大恩惠。

　　但他坚定地回绝了诸如此类的邀请，因为这里面含有一种威胁：束缚和依赖。万事之中他首先要自由。他喜欢一间舒适的屋子，讨厌破旧的，喜欢有趣的同伴，讨厌呆笨的，他知道布尔根迪的美味佳酿和亚平宁的淡色红墨水之间的区别，但是他要自己安排生活，如果他不得不称别人为“大师”，那这些就都成泡影了。

　　他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是地地道道的知识探照灯。在时事的地干线上，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伊拉斯谟立即让自己的智慧明光照在上面，尽力让旁人看清那东西的真面目，剥光它的装饰，戳穿它的愚蠢和他所痛恨的无知。

　　伊拉斯谟在历史的最动乱时期能这样做，既避开了新教狂热者的愤怒，又不惹恼宗教法庭的那帮朋友，这是他的一生中最常为人们指责的一点。

　　后代子孙似乎一提起古人，便对殉道牺牲者有真挚情感。

　　“这个荷兰人为什么不挺身支持路德、不拼出性命与其他改革者站在一起呢？”这个问题好象已经困惑了至少十二代有学之士。

　　回答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诉诸暴力并不是伊拉斯谟的本性，他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什么运动领袖。他毫无自诩正确的把握感，尽管他要告诉全世界下一千年应该如何实现，这确是一大特色。他还认为，我们每次觉得有必要重新布置住所时，不一定非得把旧房子拆掉。的确，地基亟待整修，下水道也过时了，花园里杂乱不堪，很久以前搬走的人家扔下了许多破烂。可是，如果房主兑现了诺言，花些钱做些立竿见影的改进，容貌便会焕然一新。伊拉斯谟所要做到的也仅限于此。尽管他象敌人讥讽的那样“中庸”，但成功却不亚于（也许高于）那些“激进派”，世界上原来只有一个暴君，激进派却带来了两个。

　　伊拉斯谟象所有真正的伟人一样，对制度毫无好感。他相信世界的拯救在于每个人的努力，改造好每一个人，便是改造了世界。

　　于是，他向现存的谰言发起攻击，向广大平民呼吁。他采用了很高明的手段。

　　首先，他写了很多信，寄给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长、骑士和恶棍。他写信给每一个想接近他的人（那时信封上尚无需盖邮戳和写上发信人的地址），一拿起笔就洋洋至少八页。

　　第二，他编辑了大量古文，这些古文常常被传抄得十分糟糕，已经文不达意。为了搞好编辑，他不得不学习希腊文，他煞费苦心要掌握这门被教会禁用的语言文法，致使许多虔诚的大主教徒指责他内心里与真正的异教徒一样坏。这听来未免荒诞无稽，但却是事实。在十五世纪，体面的基督徒绝不会梦想学会这门禁用的语言。会一点希腊文会使人陷入无数困境。它会诱惑人拿福音书的原文与译文做比较，而这些译文早已得到保证，说它是原文的忠实再现。这才是个开头。不久他便会到犹太区去，学会希伯莱文法，差一点就要公开反叛教会的权威了。在很长时间里，一本画得希奇古怪歪歪扭扭的文字书，便可以成为秘密革命倾向的物证。

　　长老会的首领时常闯入屋子搜查违禁品。一些拜占庭难民为了谋生私下教一点本国语言，便常常被赶出借以避难的城市。

　　伊拉斯谟克服了这些障碍，学会了希腊文。他在编辑塞浦路斯和其它教会神父的书时加入了一些注释，里面巧妙地藏匿了许多对时事的评论，这些话如果做为一本小册子的主题，是断不会给印出来的。

　　但是，注释的顽皮精灵在伊拉斯谟创造的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学形式中出现了，我是指大家都知道的他的希腊和拉丁文成语收藏。他把成语归到一起，以便使当时的孩童都能学会古文，变得高雅。这些所谓的“矛板”中充满了聪智的评论，在保守派看来这肯定不是出于教皇之友的手笔。

　　最后，他写了一本书，可以算是时代精灵所孕育的最怪异小书中的一本。这种书其实是为了几个朋友一笑而作的。却在古典文学史中占据了一席，连作者本人也没有想到。这本书叫《对傻瓜的奖励》，我们正好知道了它是怎样写成的。

　　一五一五年，一本小册子哄动了世界。这本书写得非常巧妙，简直弄不清它是在攻击僧侣，还是在保卫修道生活。封面上没有姓名，但对作者有些了解的人认了出来，它出自一个有些古怪的人之手：乌尔里克·冯·赫顿。他们猜得对，因为这个有才干的年轻人、桂冠诗人、奇怪的城市游民在这本大作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写了有用的滑稽部分，他自己也颇为之自豪。他听说连英国新学领袖托马斯.莫尔都称赞了他的书，便写信给伊拉斯谟，请教他一些细节。

　　伊拉斯漠对冯·赫顿没什么好感。他的头脑有条有理（表现在他生活的有条理），厌恶邋里邋遢的条顿人，这些人在上午和下午都为启蒙事业疯狂地挥舞笔和剑，然后便逛到附近的小酒馆里，忘却时间的流逝，无休止大杯大杯地灌酸啤酒。

　　不过，冯·赫顿有自己的路子，的确是个才干，伊拉斯谟的回信也彬彬有礼。在写信的过程中，冯．赫顿逐渐称赞起伦敦朋友的美德，还描绘了一幅美满家庭的迷人图景，觉得托马斯爵士的家庭永远是别的家庭的出色楷模。在这封信里，他提到莫尔这个作用非凡的幽默家怎样赋与了他写《对傻瓜的奖励》的最初灵感，很可能正是莫尔创立的善意的闹剧（一个真正的挪亚方舟，有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鸟、狗、私人动物园、私人业余演出和业余小提琴乐队），启发他写出了使人兴奋的并使他一举成名的作品。

　　这使我隐约想起了英国木偶剧《庞奇和朱迪》，在好几个世纪里，它是荷兰儿童唯一的开心娱乐。《庞奇和朱迪》木偶剧中有大量粗俗的对话，却又保持了一种格调严肃高雅的气息。用空洞嗓音说话的“死神”出现在舞台上。演员们一个挨一个来到这位衣着褴褛的主角面前，自我介绍一番。小观众们总觉得开心的是，他们又一个接一个被人用大帮敲了脑袋，再被扔进假想的垃圾堆里。

　　在《对傻瓜的奖励》中，整个时代的社会面纱被仔细地剥去，《傻瓜》如同受到启迪的验尸官，用它的评论和广大公众站在一边，赞扬他们。各种人物尽汇文中，整个“中世纪主要街道”里的合适形象被搜集一空。当然，当时的野心家，絮絮叨叨大谈拯救世界的僧侣，连同他们伪装虔诚的游说和闭塞无知哗众取宠的词句，全被写入书中遭到鞭答，这是不会被忘记的，也不会被饶恕。

　　教皇、红衣主教和主教这些与加里利的贫苦渔民和木匠南辕北辙的后裔，也出现在人物表里，占据了好几章的篇幅。

　　不过，伊拉斯谟撰写的《傻爪》比玩具画式的幽默文学更有坚实的人性。在整本小书中（其实在他所写的一应文字中），他都在宣扬自己的一套哲理，人们不妨称它为“宽容的哲学”。

　　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道理，对神圣教规的实质而不是对神圣教规文本中逗号和分号的重视、只把宗教作为伦理学而不是作为某种统治形式来接受，正是这些才使头脑固执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痛斥伊拉斯谟是“不信上帝的骗子”，是所有真正宗教的敌人，“污蔑了基督”。但他们只字不提这本小册子中有趣的词句后面的本意。

　　攻击（一直持续到伊拉斯谟去世）没有起任何作用。这个尖鼻子的矮个子一直活到七十岁，而那时有谁想从官方既定的文字里增加或减少一个字都会导致绞刑。他对风靡一时的英雄毫无兴趣，也公开这样讲。他从不希望从剑和火绳枪里得到任何东西，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神学上的一点争执便导致世界范围的宗教战争，那么世界将要冒多么大的危险。

　　于是，他象个巨大的海狸，日夜不停地筑造理智和常识的堤坝，惨淡地希望能挡住不断上涨的无知和偏执的洪水。

　　他当然是失败了。要挡住从日耳曼山峰和阿尔卑斯山上冲来的邪恶意图和仇恨的洪水根本不可能。他死后没几年，他的书也全部被冲走了。

　　不过，由于他的杰出努力，许许多多沉船的骸骨又冲到了后代人的岸边，成为永远无法制服的乐观主义者们的好材料，他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建起长堤，切实挡住洪水。

　　伊拉斯谟于一五三六年六月与世长辞了。

　　他的幽默感一直陪伴着他。他死在他的出版商家里。

十四　拉伯雷

　　社会的动荡制造出了奇怪的伙伴。

　　伊拉斯谟的名字可以印在令人起敬的书中，供全家阅读，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谈及拉伯雷却是有失大雅。的确，这家伙挺危险，我国还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天真的儿童触及他的邪恶著作，在很多国家里，他的书只能从胆量更高一层的书贩那儿得到。

　　当然，这只是骗人的官僚用恐怖统治强加于我们许多荒唐事情中的一件。

　　首先，拉伯雷的书对二十世纪平民来说，就象《汤姆·琼斯》和《七面山墙的房舍》一样枯燥无味。很少有人能读完冗长不堪的第一章。

　　其次，他的言词并没有意图清楚的启发性。拉伯雷用的词汇在当时很通俗，如今却不常用了。不过，在那一片碧蓝的田园年代，百分之九十的人与土地有不解之缘，因此铁锹还是铁锹，母狗也下会被误解为“贵夫人的狗”。

　　不，目前对这位出色的外科大夫的著作的反对意见，不仅仅限于反对他所用的丰富但有些过于直率的用词，而是深刻得多。这起源于这样的情况：许多优秀人物对凡是属于生活打击的人感到都无比厌恶。

　　据我的分析，人类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对生活说“是”，另一种说“不”。前一种人接受生活，并有勇气尽量利用廉价的命运对他们的赐赋。

　　后一种人也接受生活（他们何以自拔呢？），但看不起赐赋，还为之烦恼，就如同小孩本想要木偶或小火车，却得到了一个小弟弟。

　　“是”派的快乐弟兄们很乐意相信郁闷不乐的邻居对自己的评价，注意忍让他们，即使“不”派在大地上撒满悲伤、在失望中堆起可怖的高山，也不去阻拦。不过，“不”派的伙伴却极少向第一种人献殷勤。

　　“是”派要想走自己的路，“不”派便会立即把他们清除干净。

　　这可不易做到，于是“不”派为了满足嫉妒心，便无休止地迫害那些认为世界属于活人而不属于死者的人。

　　拉伯雷大夫属于第一种人，他的病人，或称他的思想，从未向往过墓地。当时这无疑是件憾事，似人们也不能都去做挖墓人。必须有一些乐观派，世界上如果到处都是哈姆雷特，那住起来才吓人哩。

　　至于拉伯雷的生活，倒也没有什么神秘的。由他的朋友撰写的关于他生平的书里有少量情节被遗漏了，但可以在他敌人撰写的书里找到，固而可以相当准确地了解他的一生。

　　拉伯雷是紧接伊拉斯谟的一代，但他降生的世界仍被僧人、修女、执事和无数托钵僧所把持。他生于芝侬，父亲不是药商就是酒贩（十五世纪这两种职业并不相同），挺富裕，有钱供儿子在好学校念书。年青的弗朗西斯在那儿结识了杜贝拉－兰格家族的后裔。那个家族在当地颇有些名气，男孩子象父亲，略有天资，能写，偶尔也能打仗。他们老于世故——“世故”这个词常被曲解，我这里是褒意。他们是国王的忠诚侍从，担任无数公职，而仅一个头衔便可以把他们打入众多责任和义务、但极缺乏乐趣的生活。他们成为主教、红衣主教和大使，翻译古文，编辑炮兵步兵训练材料，出色完成了贵族应做的许多有用劳务。

　　杜贝拉家族后来对拉伯雷的友谊表明，拉伯雷并不只是一个阶他们饮酒作乐的有趣的食客。他的一生有许多坎坷，但总能依靠老同学的帮助和支持。他一同上司产生矛盾，杜贝拉家族古堡的大门便向他敞开；偶尔在法国出现了对这个年轻倔犟的道德主义者不利的情况，便总有杜贝拉家族的一个人正好奉命去国外，急需一个秘书，要求不但懂点医学，还是个有造诣的拉丁文学者。

　　这里不琐碎细说了。不只一次，我们这位有学问的大夫的生涯似乎就要突然在不幸中完结了，而老朋友的势力又把他从巴黎大学神学院的愤怒或加尔文主义者的怒火中解救出来。加尔文主义者本来把他看做是他们的同伙，但他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无情地嘲讽了加尔文派大师的偏见十足的热情，就象他在枫蒂南和马耶萨斯讽刺老同事似的。

　　两个敌人中，巴黎大学神学院当然最危险。加尔文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声疾呼，但一出小小的瑞土州疆界，他的闪电就象爆竹一样丧失了意义。

　　相反，巴黎大学神学院，再加上牛津大学，则坚决支持正统派和“旧学”，他们的权威一遇挑战，他们便毫不留情，并总与法兰西国王和绞刑吏有会心的合作。

　　哎呀，拉伯雷一离开学校，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爱喝好酒、爱讲同伴僧人的有趣故事。他所干的还要糟。他屈从了邪恶的希腊文的诱惑。

　　他所在的修道院的院长一听到传闻，便决定搜查他住的地窖。他们发现了成堆的文字违禁品、一本《荷马史诗》、一本《新约》和一本希罗多得的书。

　　这个发现实在可怕，他那些有势力的朋友多方活动，才使他解脱了困境。

　　在教会发展史里，这是个奇妙的阶段。

　　起初，正如我前面所讲的，修道院是文明的先行者，僧侣和修女在提高教会利益上做出了难以估价的努力。不过，不只一个教皇预见到，修道院体制发展得太强大会十分危险。但是一如既往，正因为大家都知道应该对修道院采取某些措施，才迟迟不见有所行动。

　　新教徒中似乎有一种看法，天主教会是个稳定的组织。由一小撮目中无人的贵族无声无息、自然而然地把持着，内部从未有过动乱，而其它所有由普通平民组成的组织则必然与内讧形影不离。

　　世间万物，唯有真理离我们最远。

　　也许一如前因，这个看法是由于错误地理解了一个字。

　　充满民主理想的世界一听说有“一贯正确的人”便会大吃一惊。

　　人们说：“一个大组织只要有一个人说了算，而其他所有人都跪下喊阿门，服从他，那么管理起来还不是易若反掌。”

　　在新教徒国家长大的人要对这个错误复杂的问题有一个正确全面的了解，那真是难上加难。不过，如果我没有搞错，教皇“一贯正确”的言论就象美国的宪法修定案一样历历可数。

　　况且，重要决策总要经过充分讨论，而最后做出决定之前的争论常常会动摇教会的稳定。这样产生的宣言是“一贯正确”的，正如同我们的宪法修定案也一贯正确一样，因为它们是“最后”的，一经明确地并入最高法律，任何争持都到此结束。

　　谁要是说管理美国很容易，因为人们在紧急时刻都会站在宪法的一边，那就大错特错了，就象是说天主教徒既然在重大的信仰问题上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那么，他们一定是一群驯良的羔羊，把拥有自己独特想法的权力都放弃了。

　　假如真是这样，那么住在拉特兰和梵蒂冈宫殿里的人倒是有好日子过了。但是，只要肤浅地研究一下一千五百年来的历史，就会发现事情恰恰相反。那些主张信仰改革的人在著书立说时，似乎以为罗马当权者全然不知道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满怀仇恨谴责的那些罪恶，其实他们才是真正不知事情的真相，或者说不能处埋好他们对美好事业的热情。

　　象艾德里安六世和克莱芒七世这样的人完全了解教会有重大弊病。不过，指出丹麦王国里有些腐败现象是一回事，而改正弊病则是另一回事，就连可怜的哈姆雷特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那个不幸的王子是最后一个美好幻觉的受害者，他以为靠一个诚实的人以无私的努力便能在一夜间纠正几百年的错误统治。

　　许多聪明的俄国人知道统治帝国的旧式官僚结构已经腐败，丧失效率，是民族安全的威胁。

　　他们做出了暴风雨般的努力，却失败了。

　　有多少同胞在经过思考之后仍然看不清民主式的而不是代表式的政府（正如共和国的创立者们所向往的那样）最终会导致一系列混乱啊！

　　而他们又能怎么办？

　　这些问题自从引起人们关注以后，一直非常复杂，除非经历一场社会大动乱，不然是很难得到解决的。然而这种社会大动乱极为可怕，它使许多人望而生畏。这些人宁愿不走向极端，而是修补一下陈旧的和衰老的机器，同时祈祷机器再开动时能出现奇迹。

　　靠教会建立和维持的专横的宗教社会专制制度，是中世纪末期最臭名昭著的罪恶。

　　在历史的许多世纪中，军队总是最后随总司令一起逃跑。说得明自一点，形势完全超出了教皇的控制。教皇能做的只能是稳住脚跟，改善自己的组织，同时安抚那些惹起他们共同的敌人——行乞修道士不满的人。

　　伊拉斯谟常常受到教皇的保护。不管是卢万刮起狂风暴雨还是多明我会暴跳如雷，罗马总是拒不让步，指着这个无视命令的人悲哀地表示：“由这老头去吧！”

　　经过上述介绍，我们对下述情况便不会感到惊讶：头脑敏捷但桀骛不驯的拉伯雷在上司要惩处他时常常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当他的研究工作接连不断受到干扰使生活忍无可忍时，他能顺利地得到准许，离开修道院。

　　他松了一口气，掸去脚上的尘土，来到蒙彼利埃和里昂学医。

　　他的才能的确不几。不到两年时间，这个独身的僧人成为里昂市医院的主要内科大夫。不过他一取得新的荣誉，不安定的灵魂便开始寻找新的乐园。他没有扔下药粉和药片，但是除去学习解剖学外（这是同希腊文一样危险的新学科），他还操起了文学。

　　里昂座落于罗呐河谷的中心，对致力于纯文学的人是理想的城市。意大利是毗邻。轻快地走上几天使能来到普罗旺斯。特鲁巴杜尔的古代乐园虽然在宗教法庭手中化为狼藉，但壮观的古老文学传统却没有完全丧失。况且，里昂的印刷厂很出名，产品优美、还藏有最新的出版物。

　　一个叫塞巴斯蒂安·格里弗斯的人是主要印刷商之一，他要找人编辑他的中世纪古收藏品，自然想起了这个人称学者的新医生。他雇用了拉伯雷，让他开始工作，卡朗和希波克拉蒂教派的论文出手后，紧接着又是历书和注释。正是从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开端中产生出了那个奇特的大卷本，它使作者跨入当时名作家的行列。

　　追求新奇事物的天资不但使拉伯雷成为著名的开业医生，还成为成功的小说家。他做了前人不敢问津的事：开始用普通大众的语言写作。他打破了千年的旧传统，那就是，有学之士写书必须用粗俗的平民看不懂的文字。他用的是法语，并采用一五三二年的地方话，不加任何修饰。

　　至于拉伯雷何时、何地、如何发现他的两个心爱主人公，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我很愿意留给文学教授们去研究，说不定这两人是异教的上帝，凭借本性，熬过了一千五百年来基督教的迫害和鄙视。

　　或许拉伯雷是在一阵狂欢中发现他们的。不管怎样。拉伯雷对民族的欢乐有很大贡献，人们称赞他为人类的笑声增添了色彩，任何作家都得不到如此高的赞誉。不过，他的书与现代的可怕字眼“趣味书”不能苟同，它有严肃的一面，是通过对人物的描写为宽容事业打出的大胆一击。书中的人物是对教会恐怖统治者的讽刺性的写照，而正是这种恐怖统治造成了十六世纪上半叶的无以数计的痛苦。

　　拉伯雷是训练有素的神学家，他成功地避开了会招惹麻烦的直接评论。他把握住的原则是：监狱外面一个活泼的幽默家，胜过铁窗里面一打子脸色阴沉的改革者；因而他避免过份表露他的极不正统的观点。

　　但是敌人清楚地知道他的意图。巴黎大学神学院分毫不差地斥责了他的书，巴黎的国会也把他的书上了黑名单。没收和焚烧所管辖范围内能找到的所有文本。不过，尽管绞刑吏猖撅（当时的绞刑吏也被官方派出去毁书），《巨人传》仍然是畅销的古典作品。差不多四世纪以来，它一直启发着能够从誊意的笑声和妙趣的智慧的合成品中汲取乐趣的人们。有些人认为真理女神嘴边一旦挂出一丝微笑，就不再是个好女人，因而《巨人传》总是让他们烦恼不安。

　　至于作者本人，他在过去和现在都被看作是“一本书而闻名天下”的人。他的朋友杜贝拉家族一直对他忠心耿耿。不过拉伯雷一生很谨慎，他虽然是由于得到了大人物的“特别照顾”才得以发表了自己恶毒的著作，却对他们敬而远之。

　　但他冒险去了罗马，没有遇到困难，相反却受到友好的欢迎。一五五○年他回到法国，住在默顿，三年后逝世。

　　要准确衡量这样一个人的正面影响当然是不可能的，他毕竟是个人，不是电流，也不是一桶汽油。

　　有人说他仅仅是在摧毁。

　　也许是这样。

　　可是在他从事这项工作的年代里，正是人们大声疾呼迫切需要有一支能摧毁社会的队伍的时候，领头的也正是要伊拉斯谟和拉伯雷这样的人。

　　谁也未能预见到，他们要建立的许多新大厦中的许多东西，还会象旧房子一样龌龊难看。

　　不管怎样，那是下一代人的过错。

　　下一代人是我们该责备的。

　　他们本来有机会重起炉灶，极少有人能遇到这样的良机。

　　他们却忽视了这个机去；还是让上帝宽恕他们吧。

十五　旧时代的新招牌

　　现代诗人中的最伟大者把世界看做一片大海，有着许多船只在航行。每当一只船撞上另一只，便产生“美妙的音乐”，人们称它为历史。

　　我愿意借用海涅的大海，不过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和比喻。我们在孩提的时候喜欢向水池里扔石子，觉得好玩。石子溅起美丽的水花，漂亮的涟漪引起不断扩大的圆圈，很好看。如果手边有砖头（有时正好有），还能用核桃壳和火柴做成“无敌舰队”，让它陷于壮观的人为风暴之中。沉重的投掷物可别让人失去平衡，不然会把离水太近的小孩摔下去，弄得他事后躺在床上，连晚饭都吃不了。

　　在专门为成人保留的世界里，同样的消遣并不是无人知晓，但结局却远为惨痛。

　　一切都平静安然，阳光明媚，滑冰者欢快地摇摆着。突然，一个胆大的坏孩子抱着块大石头来了（天晓得他是从哪儿找来的），别人还没来得及拦住他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早年受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韦伯的，他已经用力把石头扔在池塘中间，接着是一场大乱。大家问是谁干的，该怎样揍他的屁股。有人说：“放他走吧。”其它人嫉妒这孩子，因为他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就也拾起周围的旧东西扔进水洼，大家都溅了一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结局往往是一场群殴，几百万人打破了脑袋。

　　亚力山大就是这样一个胆大的坏孩子。

　　特洛伊的海伦美丽动人，是个胆大的坏女人。这些人充斥了历史。

　　但从古至今，最坏的肇事者是那些卑鄙的小人，他们怀有自己的目的，把人们一潭死水般的思想上的冷漠态度作为用武之地。头脑正常的人对他们恨之入骨，一旦抓住他们动产品，在其活动过程中异化为同劳动者相对立的东西，反，就非科以重罚不可，我对这一点毫不奇怪。

　　想一想近四百年他们造成的灾难吧。

　　他们是复辟旧世界的首领。中世纪的雄伟城壕反映这样一个社会的影子：它在颜色和结构上都很谐调。它并非完美无缺，但人民喜欢它，爱看自己小宅院的红砖墙与昏灰色的天主教堂溶为一体，教堂塔楼居高临下，望着他们的灵魂。

　　文艺复兴可怕地飞溅而起，隔夜间天翻地覆。不过这仅仅是开始。可怜的自由民刚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吓人的日耳曼僧人又出现了。他们带来整整一车特意准备的砖头，扔进教皇的环礁湖中心。这的确太过份了，难怪世界花了三个世纪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研究这段历史的老历史学家常犯一个小错误。他们看到动乱，下定论说涟漪是由一个共同原因引起的，并轮换称它是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

　　如今我们了解得清楚多了。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两项运动，都宣称追求同一个目的。不过它们为达到最终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却截然不同，以致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双方经常互怀敌意。

　　双方都信仰人应享有最高的权利。在中世纪，个人淹没于集体之中。这不象约翰·多伊。约翰·多伊是个聪明人，随意来去，任意做买卖，十几个教堂中他想去哪个便去哪个（也许哪个都不去，这要看他的嗜好和偏见）。他一辈子从生到死都遵循经济和精神礼节的僵板小册子行事，这小册子教导他说，身体是从自然之母哪儿随便借来的次品衣服，除用来暂时寄托灵魂外毫无价值。

　　这种训练使他相信，这个世界只不过是通往未来美好位界的中继站，对它应持鄙视态度，就象去纽约旅行的人鄙视昆斯敦和哈利法克斯一样。

　　约翰很安于这个世界，幸福地生活着（因为他只知道这个世界）。这时来了两个神仙教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她们说：“高贵的公民，起来吧，从今住后你自由啦。”

　　约翰问道：“自由去干什么？”她们回答不一。

　　“自由去追求美的东西”，文艺复兴回答。

　　“自由去探求真理”，宗教改革告诫他。

　　“自由去探索过去，那时的世界是真正属于人类的。自由去实现诗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曾一心一意追求的理想。自由去把整个宇宙囊括在你的永恒的实验室里，使你知道它的一切奥秘，”文艺复兴许诺道。

　　“自由去研究上帝的言词，你会得到灵魂的拯救和对罪孽的饶恕”，宗教改革警告道。

　　她们转身走了，留下可怜的约翰·多伊享有新的自由。但是，新自由比昔日的束缚更令人难受。

　　不管是万幸还是不幸，文艺复兴很快与既定的秩序携手和好了。菲狄亚斯和贺瑞斯的后裔发现，对上帝的信仰和表面上对教会法规的顺从大相径庭，只要小心称呼了赫尔克里斯神、施法者约翰·赫拉和圣母玛丽亚，便可以极不圣洁地画异教图画，谱写异教协奏曲。

　　这就象去印度的旅行音，只要遵守一些无关重要的法律，便能进入庙宇，还可以自由自在地旅行，惹不了麻烦。

　　但在路德的真诚追随者眼里，最小的细节也会成为无比重大的事。《旧约全书》中错了一个逗号便意味着流放。要是在《启示录》里用错了一个句号，就会立即处死。

　　这种人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宗教信仰，在他们看来。文艺复兴的轻松的折衷精神是懦夫的行为。

　　结果，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分手了，再也没有联合。

　　于是宗教改革单独抵挡整个世界，穿上“正确”的铠甲，准备保卫它最神圣的财产。

　　开始时，反叛的军队几乎全是日耳曼人。他们战斗，受难，英勇无比。但是，相互嫉妒是灾祸之根，北方各国间的争吵很快抵消了他们的努力，最后被迫接受停战。导致最后胜利的策略是由一个完全不同的天才提出来的。路德让位给了加尔文。

　　早该如此。

　　在伊拉斯谟度过许多不愉快时日的同一个法国学院里，有一个瘸腿（高卢人子弹的结果）黑胡子的西班牙年轻人，他梦想一天能率领上帝的一支新军队，扫清世上所有异教徒。

　　需要由一个狂热者打败另一个狂热者。

　　只有象加尔文这样坚韧不拔的人，才能打败罗耀拉的计划。

　　我很高兴没有生活在十六世纪的日内瓦。不过同时，我也深感庆幸十六世纪有日内瓦存在。

　　没有它，二十世纪的世界会更为糟糕，我这样的人很可能会啷入狱。

　　这场光荣之战的英雄，著名的约翰·加尔文，比路德年小几岁。出生日：一五○九年六月十日。出生地：法国北部诺扬城。出身：法国中产阶级。父亲：低级的圣职人员。母亲：酒馆老板之女。家庭成员：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少年受教育的特点：敏捷、单纯、做事有秩序、不吝啬、细致、有效率。

　　约翰是二儿子，家里本打算让他当教士。父亲有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可以把他安排在好教区。他没满十三岁就在城里的教堂做事，有一小笔固定收入，这笔钱被用来送他在巴黎的好学校读书。这孩子很出众，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留神这个小伙子！”

　　十六世纪的法国教育制度能够培养这样的孩子，尽量发挥他的才能。十九岁时，约翰被批准布道，他做一个称职的副主祭的前程似乎注定了。

　　但是家中有五儿两女，教堂的晋升又很缓慢，而法律却能提供更好的机会。况且那正是宗教动乱之时，前途难测。一个叫彼尔·奥利维坦的远亲刚刚把《圣经》译成法文。约翰在巴黎时经常与他在一起。一个家庭里有两个异教徒就无法相处，于是约翰便打起行李被送往奥尔良，拜一个老律师为师，以便学会辩护、争论和起草辩护状的业务。

　　在巴黎发生的事在这里也发生了。到了年底，这个学生变成了老师，教那些不够刻苦的同学法学概要。他很快掌握了所需要的一切，可以理案。他的父亲高兴地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成为著名律师的对手，那些律师发表一点意见就能得到一百个金币，远方的贡比涅的国王召见时还坐四轮马车去。

　　可是这些梦想从未实现，约翰·加尔文没有干过法律工作。

　　他又回到自己的第一爱好，卖掉了法律汇集和法典，专心收集神学著作，一丝不苟地开始了使他成为二十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工作。

　　不过那几年学的罗马法典为他以后的活动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再让他用感情看问题是根本不可能了。他对事物很有感受，而且入木三分。请读一读他写给追随者的信吧，这些人后来落入天主教会手里，被判处用做火活活烤死。在无望的痛苦中，他们依然把他的信视为世间最优美的佳作，信中表达了对人的心理的入微理解，致使那些可怜的受害者在临死前还在为一个人祝福，而正是这个人的教诲使他们陷入危境。

　　不，加尔文不象他的许多敌人所说的，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但是生活对他是神圣的职责。

　　他竭尽全力对上帝和对自己诚实，因而他必须把每一个问题化简为基础的原则和教义，再把它交付人类感情的试金石检验。

　　教皇庇护四世得知他的死讯时说：“这个异教徒的力量在于他对金钱的冷漠。”如果教皇是在称颂他的死敌毫不考虑个人的私利，那么他说对了。加尔文一生一直很穷，并拒绝接受最后的一笔季薪，因为“疾病已经使他不能再象从前那样挣钱了。”

　　但是他的力量却表现在另一方面。

　　他只怀有一个信念，一生只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认清《圣经》中体现的真正的上帝，当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在他看来已经能够经得起所有的争辩和反对时，他就把它纳入到自己的生活准则中。从此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完全无视自己的决定会引起的后果，成为不可战胜、不可阻挡的人。

　　然而这个品质直到许多年后才表露出来。在转变信念后的前十年，他不得不竭尽全力对付一个平庸的问题：谋生。

　　“新学”在巴黎大学获得的短暂胜利，关于希腊文词尾变化、希伯莱文的不规财动词和其它受禁的知识的几次授课，全部引起了反响。连坐在著名的博学宝座上的教区长也受了有害的日耳曼新教义的污染，于是人们采取措施，清洗那些现代医学会称为“思想传播者”的人。据说加尔文曾经把几篇最会引起异议的讲演稿交给教区长，于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嫌疑犯名单的前列。他的房间被搜查，文章被没收，还签署了逮捕他的命令。

　　他闻讯藏到了朋友家里。

　　诚然，小小学院里的风浪不会持久，但在罗马教会里供职已经不可能了。到了做出明确决断的时刻。

　　一五三四年，加尔文与旧信仰绝裂了。几乎与此同时，在俯瞰法国首都的蒙特马特山上，罗耀拉和他的几个学生也庄严起皙，誓言后来纳入了耶稣会法规。

　　接着，他们都离开了巴黎。

　　罗耀拉往东而去，但一想到他第一次攻击圣地的不幸结局，又原路返回了，来到罗马。他在那儿开始的工作使他的英名（也许是臭名）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约翰却不同。他的上帝王国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他四处漫游，希望能找到一席安静之地，用余下的时间阅读、思索和平静地宣讲他的道理。

　　他在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时，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位交战了，这迫使他绕道瑞士西部。在日内瓦他受到吉勒莫·法里尔的欢迎，他是法国宗教改革中的海燕，是从长老会和宗教法庭的牢笼里逃出来的杰出人物。法里尔张开双臂迎接了他，告诉他在小小的瑞士公园里可以完成的业绩，并请他留下。加尔文要求有时间考虑，然后他留下了。

　　为了躲避战争，新天国应该建立在阿尔卑斯山脚下。

　　那是个奇怪的世界。

　　哥伦布出发寻找印度，偶然发现了新大陆。

　　加尔文寻找一席静地，以便以研究和思索圣教度过余生。他漫步来到一个三等的瑞士小镇，把它做为精神首都，人们很快把天主教王国的领地变成了庞大的基督教帝国。

　　读历史既然能达到包罗万象的目的，为什么还要读小说？

　　我不知道加尔文的家庭圣经是否仍被保存着。如果有，人们会发现，载有丹尼尔的书的第六章磨损得特别厉害。这个法国改革家是个有节制的人，但他常常要从一个坚定不移的上帝仆从的故事里获取安慰，那个人被扔进狮穴，后来他的清白救了他，使他没有悲惨地过早死去。

　　日内瓦不是巴比伦。它是个令人起敬的小城，居住着体面的瑞士裁缝。他们严肃地对待生活，却比不上这位新宗教领袖，他象圣彼得一样在讲坛上滔滔不绝地布道。

　　况且，有一个叫内布查尼萨的，是撒沃依的公爵。凯撒的后裔正是在与撒沃依家族的无休止的争吵中决定和瑞士的其他地区联合起来，加入宗教改革运动。日内瓦和维登堡的联合犹如相互利用的婚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而不是相互爱慕基础上的结合。

　　但是，日内瓦改奉新教的消息一传开，所有热衷于各种新的千奇百怪的教义的传教士——它们不下五十个——都涌到了莱芒湖边。他们干劲十足，开始宣讲迄今活人所能想出的最怪诞的教义。

　　加尔文从心里憎恶这些业余预言家。他深知他们只会对自己所标榜的事业带来危险，他们是热情的战士，但走错了路。他休息了几个月后，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尽可能准确、简练地写下他希望新教民能够掌握的对与错的界线。这样，谁也不能挪用老掉牙的借口：“我不知道呀。”他和朋友德里尔亲自把日内瓦人分为十人一组进行检查，只有宣誓效忠这个奇怪的宗教法才能享有全部公民权力。

　　接着，他为年轻人编写了一本庞大的教义问答手册。

　　他又说服了市议会，把所有仍然坚持错误的旧观点的人赶出城去。

　　为下一步行动清扫了道路之后，他按照《出埃及》和《申命记》中政治经济学家制定的规范，开始建立一个公国。加尔文象其它许多大改革者一样，不是现代基督徒，倒更多象个古典犹太人。他嘴上崇拜上帝耶稣，但心里却向往摩西的耶和华。

　　当然，在感情压力很大的时候常会出现这种现象。卑贱的拿撒勒木匠对仇恨和斗争的看法明确无误，以至于在他的见解和暴力办法之间不可能找到折衷物。两千年来，各个民族、每一个人都想以暴力达到目的。

　　所以战争一爆发，所有有关的人便都默许了；人们暂时合上福音书，在血泊和雷鸣中兴高彩烈地打滚，沉迷于《旧约》的以眼还眼哲学之中。

　　宗教改革的确是场战争，而且很凶残。没人乞求生命保障，也没有饶恕，加尔文的公国实际上是个军营，任何个性自由的表现都逐一被压制了。

　　当然，这一切的取得并非没有阻力。一五三八年，组织中比较开朗的份子的出现对加尔文形成很大的威胁，他被迫离开了城市。但到了一五四一年，他的支持者又一次掌权。在一片钟声和教土们响亮的赞美声中，乔安尼斯行政长官又回到了罗呐河的城堡。从此他成为日内瓦没有王冠的国王，在以后的二十三年中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神权形式的政府，这自从伊齐基尔和埃兹拉的年代以来还没人见过。

　　按照《牛津大辞典》的解释，“纪律”一词意为：“使受控制，训练服从和执行。”它最好地表达了加尔文梦想中的整个政治宗教结构的实质。

　　路德的本性和大部分日耳曼人的一样，是感伤主义者。在他看来，只有上帝的话才足以向人们指出通向永恒世界的道路。

　　这大不确切了，不适合法国改革家的口味。上帝的话可以是希望的灯塔，但是道路漫长黑暗，还有能使人忘记自己目的的各种诱惑。

　　然而这个新教牧师却不会走弯路，他是个例外。他知道所有陷阱，也不会被收买。如果偶尔要走出正道，每周的教士例会就很快能使他认清自己的责任，在会上，所有名符其实的正人君子都可以自由地相互批评。因此他是所有真切追求拯救的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我们爬过山的人都知道，职业导游偶尔可能成为不折不扣的暴君。他们知道一堆岩石的险处，了解一块看来很平坦的雪地的危险，他们对自己所照顾的旅行者有完全的命令权，哪个傻爪胆敢不听命令，强言厉语便会劈头盖脸泼下来。

　　加尔文的理想公国中的教士也有同样的责任感。对那些跌倒了、要求别人扶起来的人，他们高兴地伸出援助之手。但是，一意孤行的人只要想离开已经开辟好的道路，离开大学，那只手便抽回来变成了拳头，击出又快又可怕的惩罚。

　　在其它许多宗教组织里，教士也喜欢使用同样的权力。但是地方长官嫉妒他们的特权，极少允许教士与法庭和行刑官并驾抗衡。加尔文知道这些，在他的管辖区，他建立了一种教会纪律，实际上超过了法律。

　　大战之后出现了许多怪异的错误历史概念，坯流传甚广，但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说法国人（与条顿人相比）是热爱自由的民族，憎恨所有的管辖。数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在官僚体制统治之下，很庞杂，却比战前普鲁土政府的效率低很多。官员们上班迟到早退，领子也系得不周正，还抽着劣等纸烟。要不然他们就乱搞一顿，引起人们反感，象东欧的政府官员一样，而公众却很温顺地接受官员们的粗鲁，这对于一个醉心于反叛的民族来说真是使人惊讶。

　　加尔文钟爱集权，是个理想的法国人。他在某些细节上已经接近了拿破仑成功的诀窍。但他不象那个伟大的皇帝。缺乏个人的雄心大志，他的胃口很差，也没有幽默感，只是个严肃得可怕的家伙。

　　他为了寻找适应于他那个耶和华的词句，翻遍了《旧约》，然后让日内瓦人接受他对犹太历史的解释，把它做为上帝意愿的直接体现。一夜之间，罗呐河的这座迷人城市变成了悲哀的罪人云集之地。由六个教士和十二个长者组成的城市宗教法庭日夜监听着市民的私下议论。谁被怀疑有“受禁的异教观点”的倾向，便被传讯到长老会法庭，检查他的所有论点，解释从哪里、怎样得到那些向他灌输有害思想使他迷失路径的书的。被告如果有悔过表示，使可免刑，判处他到主日学校旁听。如果他固执已见，便要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城市，不许再在日内瓦联邦管辖区内露面。

　　但是与所谓的“教议会上院”发生矛盾，并不只是因为缺乏一点正统感。下午在邻村玩一玩滚木球，如果被控告（常常会这样），便有理由被狠狠责骂一番。玩笑，不管有用没用，都被认为是最坏的形式。婚礼上搞一些智力题目就足够啷铛入狱了。

　　渐渐地，新天国里充满了法律、法令、规则、命令和政令，生活变得无比复杂，失去了昔日的风采。

　　不许跳舞、不许唱歌、不许玩扑克牌，当然也不许赌博。不许举办生日宴会，不许举办乡间市场，不允许有丝绸和所有外表华丽的装饰品。允许的只是去教堂，去学校，因为加尔文是个思想主张鲜明的人。

　　胡乱的禁止可以免除罪孽，但不能强迫人热爱美德，美德来源于内心的启迪。于是建立了优秀的学校和第一流大学，鼓励一切治学活动。还建立了有趣的集体生活，以吸引大家的剩余精力，使人忘记苦难和限制。加尔文的制度如果完全不考虑人的情趣，就不能存在下去，也就不会在近三百年历史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过，所有这些要归功于一本论述政治思想发展的书。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日内瓦为宽容事业做了些什么，结论是，新教徒的罗马一点不比天主教的罗马强。

　　我在前面几页历数了可以减轻罪孽的情况。那个时代有诸如圣巴陀洛梅大屠杀和铲除许多荷兰城市的野蛮行径，困此期望一方（弱的一方）实现等于坐以待毙的美德完全是荒谬无稽的。

　　但这并不能开脱加尔文煽动法庭杀害格鲁艾和塞维图斯的罪责。

　　在第一个人的案件中，加尔文尚且可以说，雅克·格鲁艾有重大嫌疑煽动市民暴动，是图谋推翻加尔文主义的政党。但是，塞维图斯很难说是对社会安全，也就是对日内瓦构成任何威胁。

　　按用现代护照的规则，他只是“过境者”，再过二十四小时就离境，但他误了船，为此丧了命。这是个耸人听闻的故事。

　　麦格尔·塞维图斯是西班牙人，父亲是受尊敬的公证人（这在欧洲有半法律的地位，不只是拿着盖章机看人家签了字使索取两毛五的年轻人）。麦格尔也准备从事法律工作，被送到土鲁兹大学。那些日子很快洁，所有教学都用拉丁文，学习范围广及各业，整个世界的智慧对所有人都敞张，只要学会五个词尾变化和几个不规则的动词就行。

　　塞维图斯在法国大学里认识了胡安·德·金塔那。金塔那不久成为查理五世皇帝的忏悔教父。

　　中世纪的皇帝加冕很象现代的国际展览会。一五三○年查理在波罗那加冕时，金塔那把麦格尔带去做秘书。这个聪明的年轻西班牙人看到了所有的一切，他象当时的许多人，有永远满足不了的好奇心，在以后的十年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学科，有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希伯莱文、希腊文、还有最要命的神学。他是个很有潜力的医生，在研究神学时产生了血液循环的想法。这可以在他的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第一本书第十五章中找到，检查过塞维图斯著作的人竟没有看出他做出了这样一项最伟大的发现，这充分说明十六世纪神学思想的偏执。

　　塞维图斯要是坚持医学研究该有多好啊！他可以活到老年平安死去。

　　但他简直不能避开那时被激烈争论的紧要问题。他认识了里昂的印刷厂，便开始对形形色色的题目发表自己的看法。

　　如今一个慷慨的百万富翁可以说服一所学院把“三位一体学院”改成一种流行烟草的商标，而且还安然无事。宣传机器说，“丁古斯先生如此大方解囊，难道不好吗？”大家便说：“阿门！”

　　今日的世界似乎已经不再对亵渎神明这种事情感到震惊，因而要想描绘过去的情况——在那时，仅仅怀疑一个市民对三位一体说了些不敬之言，便足以使整个社会陷入惊恐——这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要是不充分体会这些，就不能理解十六世纪上半叶塞维图斯在善良的基督徒心目中所造成的恐怖。

　　他根本不是激进派。

　　他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自由派。

　　他抵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承认的三位一体旧信仰。由于他坚信自己的看法正确，使给加尔文写信，建议到日内瓦和他进行私人会晤，彻底讨论整个问题。他写信是犯了极大的错误。

　　他没有被邀请。

　　其实他也不可能接受邀请，里昂的宗教法庭大法官已插手此事，塞维图斯人狱了。法官早已风闻这个年轻人的亵渎行为，因为他秘密收到了受加尔文指使的日内瓦人送来的一封信。

　　不久，又有一些手稿证实了对塞维图斯的控告，也是加尔文秘密提供的。看来加尔文并不在乎谁绞死这个可怜家伙，只要他被绞死就行。可是宗教法官玩忽了圣职，塞维图斯跑掉了。

　　他首先想穿越西班牙边境，但他的名字人所共知，长途旅行穿过法国南部很危险，于是他决定绕道日内瓦、米兰、那不勒斯和地中海。

　　一五五三年八月一个星期六的黄昏，他来到日内瓦。他本想搭船到湖对岸去，可是在安息日将近的时候是不开船的，要等到星期一。

　　第二天是星期日，当地人和陌生人都不许逃避宗教礼拜式，否则便是不端行为。塞维图斯也去教堂了。他被人认出来，遭到逮捕。塞维图斯是西班牙国民，没有被指控违反日内瓦的任何法律。但他在教旨上是自由派，不敬神明，胆敢对三位一体发表异端言论。这种人要想得到法律的保护才是荒唐哩。罪犯或许可以，但异教者却不行！他不由分说被锁进肮脏潮湿的小洞，钱财及一切个人物品全被没收。两天后，他被带上法庭，要求回答问题单上的三十八个不同问题。

　　审判延续了两个月零十二天。

　　最后，他被控有“坚持反对基督教基础的异端邪说”罪。在谈到他的观点时，他的回答使法官暴跳如雷。对这类案件的一般判处，尤其是对外国人，是永远赶出日内瓦城，而塞维图斯的案子却是例外。他被判处活活烧死。

　　与此同时，法国法庭也重新开庭审理这个逃亡者的案子，与新教徒达成同样结论，判处塞维图斯死刑，并派出司法长官到日内瓦，要求把罪犯交给他带回法国。

　　要求被回绝了。

　　加尔文也能执行火刑。

　　走向刑场的路程确实很艰难，一队牧师跟着这异教者走完最后的旅程，嘴里还喋喋不休地进行说服。极度的痛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人们出于对可怜牺牲者的同情向火焰里扔出一把刚采集的柴枝为止。对于喜欢这类事情的人来说，这读起来倒是有意思，不过还是略过不谈为好。死刑多一个或少一个，在宗教狂热放肆无忌的年代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是塞维图斯案件不会事过境迁，它的后果实在可怕。业已赤裸裸地表明，那些新教徒虽然口口声声地叫嚷“保留已见的权利”，实际上不过是伪装的天主教徒，心胸狭窄，对待不同己见者象对敌人一样残酷；他们只是等待时机，建立他们自己的恐怖统治。

　　这个指控是严肃的，不能只耸耸肩膀说“咳，你还能期望什么”便一了百了。

　　我们有关于这次审判的大量材料，也详细知道外界是怎样看待这次判决的，读起来的确令人痛心。加尔文曾经出于一时的慷慨，倒也建议过不烧死塞维图斯，改为砍头。塞维图斯感谢他的仁慈，却要求另一种解决方法。他要求获释自由。他坚持认为（道理全在他这一方）法庭对他没有裁判权，他只是探求真理的正人君子，因此有权利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对手加尔文大夫辩论。

　　但加尔文不要听这些。

　　他已经起过誓，这个异教徒一旦落入手中就决不让他活着逃走，他要信守誓言。他要给塞维图斯判罪，就必须得到头号大敌——宗教法庭的合作，但这无关紧要，如果教皇有可以进一步给那个不幸的西班牙人加罪的文件，他甚至也可以与教皇携手。

　　还有更糟的事情。

　　塞维图斯临死的那天早上求见加尔文，加尔文便来到又黑又脏的牢房。

　　此时此刻，他应该大度一点，也要有点人性。

　　他全都没有。

　　他站在这个两个小时后就要去见上帝的人的面前，争辩着，唾星四溅，脸色铁青，大发雷霆，却没有一句怜悯仁慈的话，一个字都没有。有的只是恶毒和仇恨：“活该，顽固的流氓。烧死你这该死的！”

　　这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

　　塞维图斯死了。

　　所有的塑像和纪念碑都不能使他重生。

　　加尔文死了。

　　上千卷咒骂他的书也触及不到他那不为人知的坟墓。

　　狂热的宗教改革者在审判时浑身战栗，生怕亵渎的流氓逃掉；教会的坚定支持者在行刑后赞美欢呼，相互写信道：“日内瓦万岁！采取行动啦。”

　　他们全都死了，也许最好也被人们遗忘。

　　我们只需要留心一件事。

　　宽容就如同自由。

　　只是乞求是得不到的。只有永远保持警惕才能保住它。

　　为了子孙中的新的塞维图斯，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吧。

十六　再洗礼教徒

　　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怪物。

　　我们有“赤党”。

　　父辈有社会主义者。

　　祖辈有莫利·马圭尔。

　　曾祖辈有雅各宾派。

　　三百年前的祖先不比现在好。

　　他们有再洗礼教徒。

　　十六世纪最流行的《世界史纲》是一本“世界之书”或编年表，作者塞巴斯蒂安是个肥皂匠，禁酒主义者，住在乌尔姆城；这本书是在一五三四年出版的。

　　塞巴斯蒂安了解再洗礼教徒。他和一个再洗礼教徒家庭的女儿结了婚姻。他与他们的信念不同，因为他是个坚定的自由思想者。但是关于他们，他写道：“他们只教授爱、信仰和十字架杀身，在任何苦难里都能保持耐心和谦卑，彼此真诚相助，互称兄弟，还认为大家可以分享一切。”

　　应该不苟言词地夸赞他们，但一百年来他们却象野兽一样被猎取，最血腥年代中的最残忍处罚加在了他们身上。这却是怪事。

　　但是有一个原因，要理解它，必须记往宗教改革中的一些事。

　　宗教改革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决。

　　宗教改革给世界带来了两个监狱而不是一个，制造了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用来取代某一个一贯正确人，建立了（不如说是试图建立）黑袍教士的统治以代替白袍教士。

　　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和牺牲，只获得这样贫乏的成果，这的确使千百万人心灰意冷。他们本来盼望尔后能有一千年的社会和宗教安定，根本没有准备对付迫害和经济奴役。

　　改革者本来准备做一次大冒险，却发生了一件事。他们掉进码头和船的空隙里，不得不拼命挣扎，尽量露出水面。

　　他们处在了可怕的境地，他们已离开旧教会，良知又不准他们加入新信仰。在官方眼里他们已经不存在，可是他们还活着，还在呼吸，既然继续活着和呼吸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便想把邪恶的世界从愚昧中解救出来。

　　最后他们活下来了，不过请不要问是怎样活的。

　　他们被剥夺了旧的关系，就必须结成一个新组织，找到新领袖。

　　但神经正常的人怎么会去管这群可怜的疯子呢？

　　结果，有预见力的鞋匠以及充满幻觉和歇斯底里的助产婆担当了预言家的角色。他们乞求、祷告、胡言乱语，开会用的小黑屋的椽木都在虔诚信徒的赞美声中颤抖，直到村里的法警不得不来察看这不体面的干扰时寸罢休。

　　接着，好几个男女被捕入狱，村镇议员们开始进行所谓的“调查”。

　　这些人既不去天主教堂，也不敬新教徒的苏格兰教会。因此要请他们说明自己是什么人、信仰什么教。

　　说实在的，那些可怜的议员们的处境委实尴尬困难，因为囚犯是所有异教徒中最不幸的，对宗教信仰一丝不苟。许多最受敬重的改革者颇为世故，只要能过舒适体面的生活，做一点妥协也未尝不可。

　　但真正的再洗礼教徒却是另一种人，他厌恶所有不彻底的措施。耶稣曾告诉过追随者，遭敌人打时，要把另半边脸也转过去让他打，持剑者必死于剑下。对再洗礼教徒来说，这意味着绝对的命令，不许使用暴力。他们慢条斯理无休止地小声说什么环境会使情况改变，他们当然反对战争，但这场战争不同往常，扔几颗炸弹，偶尔使用一下，只此一回，上帝是不会介意的。

　　圣令毕竟是圣令，不过如此。

　　他们拒绝应征，拒绝扛枪。当他们因为主张和平主义而被捕时（他们的敌人正是这样称呼这种实用基督徒的），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背诵《马太福音》第三十一章第五十二节，直到以死亡结束他们的苦难。

　　但是反对好战主义只是他们怪僻行径中的一小部分。耶稣教导说，上帝的王国和凯撒的王国大相径庭，彼此不能也不应该溶合。很好，说得一清二楚。据此，所有的好的再洗礼教徒都小心地避开了国家的公职，拒绝当官，把别人浪费在政治上的时间用来研究《圣经》。

　　耶稣告诫他的信徒不要丧失体面去争吵，再洗礼教徒便宁可丧失财产所有权，也不向法庭提出异议。还有其它几点使这些怪人与世界隔开了，但是这几个怪僻行为的例子却引起过着享受生活的肥胖邻人的疑心和厌恶，他们总是把“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宜人教旨和虔诚混为一谈。

　　即使是这样，如果再洗礼教徒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朋友伤害，也可以象洗礼徒及其他许多观点不同的人一样，找到和官方调解的方法。

　　然而作为一个教派，他们被怀疑有许多奇怪的罪责，而同有根有据。首先，他们一丝不苟地读《圣经》。这当然不是罪责，但让我把话说完。再洗礼教徒研究《圣经》时不带任何偏见，但谁要是特别喜欢《天启录》，那可是很危险的。

　　直到十五世纪，这本怪书仍然因为有点“虚伪”而遭抵制，但是对易于感情冲动的人来说，这本书很受欢迎，流放中的帕特莫斯说的语言，这些被猎捕的可怜虫完全可以理解。当虚弱的怒火使他浸沉于现代巴比伦的歇斯底里预言时，所有再洗札教徒就齐声高呼“阿门”，祈祷新天国新大地快些到来。

　　软弱的头脑屈从于高度狂热的压力，这并不是头一次。对再洗礼教徒的每一次迫害几乎都伴随着宗教疯狂的爆发。男人女人赤条条地冲上大街，宣布世界的未日，竭力想在怪诞的牺牲中平息上帝的怒火。老巫婆闪入其它教派正在举行的仪式，打断会议，刺耳地嚎叫着，胡言乱语，说魔鬼就要来了。

　　这类苦恼（程度轻一些）当然总是和我们形影不离。读一读日报，你会看到在俄亥俄州、衣阿华州或佛罗里达州的偏僻小村里，有一个女人用切肉刀把丈夫大卸八块，因为天使的声音“让她如此”；或是头脑清醒的父亲预见到七支号角的声音，便杀死了妻子和八个孩子。不过，这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他们很容易被当地警察抓住，也不会给国家的生活和安全带来影响。

　　但是一五三四年在美丽的小城蒙斯特发生的事却不同往常，严格按照再洗礼教徒的理论讲，新天国确在那里宣布建立了。

　　所有北欧人一想起那恐怖的冬春就浑身打战。

　　这件事中的恶根是个漂亮的裁缝，叫简·比克斯宗。史书上称他是莱顿的约翰，因为约翰是那个勤奋小城的人氏，在脏乱不堪的莱茵河畔度过了童年。他象当年所有的学徒一样，东游西转，南奔北跑学习他那行当的秘诀。

　　他读和写的本事只够偶尔玩一玩的，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许多人明白自己社会地位的卑贱和知识的缺乏，有一股自卑感，但他没有。他年轻漂亮，脸皮厚，酷爱虚荣。

　　他离开英国和德国很久之后，又回到了故乡，做起长袍和礼服的生意。同时他加入宗教，开始了不寻常的生涯，成为托马斯·芒泽尔的信徒。

　　这个芒泽尔以做面包为业，是个著名人物。一五二一年，有三个再洗礼预言家突然出现在维腾贝格，要向路德指出通往拯救的真正道路，芒泽尔便是其中之一。他的本意虽好，却不受赏识，被赶出了新教徒城堡，永远不许在撒克森尼公爵的管辖范围内露面。

　　到了一五三四年，再洗礼教徒已经历了许多失败，于是他们孤注一掷，把一切押在一次大胆的大规模行动上。

　　他们选中威斯特法伦的蒙斯特做为最后的尝试点，这倒不使人惊讶。该城的公爵主教弗朗兹·范·沃尔德克是个鲁莽的醉汉，长年和六个女人公开姘居，从十六岁起就因为生活的堕落无道而得罪了所有正派人士。城市兴起新教时他让步了。但他是个远近闻名的骗子，他的和平条约并没有使新教徒得到安全感，而没有安全的生活太难受了。于是蒙斯特的居民都憋足了劲，等着下一次选举。这带来了一桩吃惊之事，城市政权落入了再洗礼教徒手中，主席是个叫伯纳德·尼普多林克的人，他白天是布商，晚上是预言家。

　　那个主教看了一眼新长官，便溜走了。

　　这时莱顿的约翰出场了。他来到蒙斯特的身份是简·马希兹的圣徒。马希兹自己创建了一个教派，被拥为圣人。约翰听说正义事业进行了一次有力的出击，便留下来庆祝胜利，并清除原主教在教区里的影响。再洗礼教徒为了斩草除根，把教堂变成采石场，没收了为无家可归的人建造的女修道会，焚烧除去《圣经》外的所有图书。更有甚者，他们把所有拒绝按照再洗礼教徒的仪式进行再洗礼的人赶到主教营地，不是砍头就是溺毙，原因是，他们都是异教徙，他们死了对社会不会造成什么损失。

　　这便是序幕。

　　戏剧本身的可怕程度有增无已。

　　信仰几十种新教旨的上层教士涌向这个新耶路撒冷。他们在那儿遇到一些人，他们以为自己对虔诚、正直、向上的人们有号召力，但一遇到政治和手腕就象孩子一样无知了。

　　蒙斯特被占领了五个月，在这期间，所有社会和精神复活的计划、制度和议程都尝试了一遍，每一个羽毛初成的预言家都在议会上炫露了一番。

　　不过一个充满逃犯、瘟疫和饥饿的小城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社会学实验室。不同宗派之间的分歧和争吵削弱了军队首领的努力。在这危机关头，裁缝约翰挺身而出。

　　他荣耀地昙花一现之时刻到来了。

　　在饥饿的人们和受难的孩子中，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约翰照搬他在《旧约》里读到的旧神学政府的形式，开始建立他的王国。蒙斯特的自由民被分为以色列的十二个部落，他自己当国王。他本来已经和预言家尼普多林克的女儿结了婚，现在他又娶了一个寡妇、他从前的老师约翰·马希兹的妻子。后来他想起索罗门，便又加了两三个妃子。从此一出令人作呕的滑稽剧开场了。

　　约翰整天坐在商业区的大卫宝座上，人们站在周围，听宫廷牧师宣读最新命令。这来得又快又猛，因为城市的命运日趋恶化，人民迫切需要它。

　　然而约翰是乐观派，他完全相信一纸条令的无上权威性。

　　人们抱怨太饿了，约翰便许诺解决他们的问题。接着国王陛下签署了一道圣旨，城中财产在富人和穷人中均分。铲除街道做菜园，所有餐馆共同享用。

　　到此还算顺利。但有人说，富人藏起了一部分财产。约翰让臣民不要着急。第二次法令宣布，谁违反任何一条法律就立即砍头。注意，这个警告可不是随随便便的恐吓，因为这个皇室裁缝手里总握着剑和剪刀，经常亲自动手行刑。

　　接着到了幻觉时期，人们都陷入各种宗教狂热，成千上万的人不分白天黑夜地挤在商业区，等待报喜天使吹起的号角。

　　然后是恐怖时期，这个预言家靠嗜血成性积攒起来的勇气，割断了他的一个王后的喉咙。

　　下面便是报应的可怕日子，两个绝望的市民为主教的军队打开了城门，预言家们被锁在铁笼里，在威斯特法伦的各个乡间市场上示众，最后被折磨至死。

　　这是个怪诞的尾声，但对众多惧怕上帝的朴素灵魂却具有可怕的后果。

　　从此，所有再洗礼教徒都被通缉。逃过蒙斯特大屠杀的首领也象野兔一样被猎捕，就地处决。在每一个讲坛上。大臣和牧师都谴责再洗礼教徒，恶毒咒诅他们的叛逆，他们要妄图推翻现有的秩序，还不如狼狗值得同情。

　　对异端的围剿很少能如此成功。再洗礼教徒作为一个教派不复存在了。但是有一件怪事，他们的思想活了下来。被其它教派汲取，溶于形形色色的宗教和哲学体系，变得令人起敬，如今成为每个人精神和智力遗产的一部分。

　　这件事叙述起来倒不是难事，但解释原因却很困难。

　　再洗礼教徒几乎无一例外是把墨水瓶甚至都看做无用的奢侈品的阶层。

　　过去，撰写再洗礼教徒历史的人都把这个教派看成恶毒的宗教激进派。只有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才开始理解，在把基督教发展得更理智更宽容的事业中，这些平贱农民和艺术家的思想起到了多么伟大的作用。

　　但是，思想犹如闪电，谁也不知道第二个霹雳会落在哪里。狂风暴雨在锡耶纳上空迸裂而下的时候，蒙斯特的避雷针还有什么用处呢？

十七　索兹尼一家

　　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从没有成功过。其实它也成功不了。首先，南部的人并不把宗教看得很重，不需要为它而刀枪相见；其次，罗马近在咫尺，它是宗教法庭的中心，五脏俱全，随便发表见解很危险，还得付出代价。

　　不过半岛住着成千上万个人文主义者，他们中间当然会有几个害群之马，重亚里士多德而轻圣克里索斯顿。但这些人也有许多机会来发泄精力，有俱乐部、咖啡馆和注重礼节的沙龙，男男女女可以发挥知识热情又不得罪帝国。这一切都是那样悠闲宜人。其实生活不就是调和吗？它过去不是一直这样吗，在世界的未日到来之前难道就不调和了吗？

　　为什么要为信仰中的枝节琐事而大动肝火呢？

　　经过几句介绍之后，读者在我们的两名主角登场的时候，也就不会再希望有大吹大擂或隆隆炮声了。他们是讲话斯文的君子，做事情都讲究体面。

　　然而在推翻使人受难许久的暴政上，他们的贡献却比所有咋咋唬唬的改革者还要大。但这是无法预见的怪事。事情发生了，我们谢天谢地，可是要问原因，哎呀，连我们也不太明白。

　　在理智的葡萄圆里安安静静干活的这两个人叫索兹尼。

　　他们是叔侄。

　　不知是为什么缘故，年纪大的雷利欧·弗朗西斯科拼写名字时用一个“z”，而年轻的福斯图·保罗用两个“Z”。不过，人们更熟悉他们名字的拉丁文形式索西尼厄斯，不熟悉意大利文的形式索兹尼，我们可以把这细节留给语法学家和词源学家去解决。

　　在影响上，叔叔远不及侄子重要，因此我们先谈叔叔，然后再讲侄子。

　　雷利欧·索兹尼是锡耶纳人，出身于银行家和法官世家，命中注定在博洛尼亚大学毕业后要从事法律行当。但他却和许多同代的人一样自行其事地搞起神学来，不再读法律了，摆弄起希腊文、希伯莱文和阿拉伯文，最后（也象大多数同类人的结局一样）成为理智神秘主义者——既很通晓世故，又不够老练。这听来相当复杂，不过能理解我意思的人用不着多加解释，不能理解的人我再费唇舌也没用。

　　然而他的父亲还认为儿子能成为世界文坛上的人物。他给了儿子一张支票，让他出去开开眼界。于是雷利欧离开了锡耶纳，在以后的十年里从威尼斯到日内瓦，从日内瓦到苏黎世，从苏黎世到维藤贝格，然后又到伦敦、布拉格、维也纳和克拉科夫，不时在城镇或小村里住上几个月或一年半载，希望能找到有趣的伙伴和学到有趣的新东西。在那个年代，人们一谈起宗教就没完没了，就象现在我们谈生意一样。雷利欧积累了许多五花八门的怪思想，他竖起耳朵到处打听，很快熟悉了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的所有异端论调。

　　不过当他带着知识的行李来到日内瓦的时候，迎接他的却是不甚友好的表示客气。加尔文那暗淡的双眼疑心重重地看着这个意大利来访者。他是个出身高贵的杰出年轻人，不象塞维图斯那样贫困无亲无靠。可是据说他倾向塞维图斯。按加尔文所想的，随着对那个西班牙异端派的火刑，三位一体已经是非论定了。其实，恰恰相反！从马德里到斯德哥尔摩，塞维图斯的命运已经成为人们谈论的主题，世界各地思想严肃的人开始站在反对三位一体的一边。这还没有完。他们还利用古登堡的该死发明，四处宣扬自己的观点，由于离日内瓦很远，他们的言辞也多有不敬。

　　在这之前不久，出现一本才学横溢的小册子，收有历代教会神父对迫害和惩罚异端者的事情所说所写的一字一句。在加尔文所说的“憎恨上帝”的人们、或按他们自己反驳的“憎恨加尔文”的人们中，这本书立刻大力畅销。加尔文放出风声，要和这个珍贵小册子的作者单独谈谈。不过作者预见到了这个邀请，明智地在封面上删去了姓名。

　　据说他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曾经是日内瓦一所中学的老师。他对形形色色神学罪孽很有看法，这促成他憎恶加尔文而赞赏蒙田。不过这并没有人证实，只是道听途说。但是，一有人领头，其他人便会起步紧随。

　　因此加尔文对索兹尼敬而远之，却建议说巴塞尔的柔和空气比萨沃伊的潮湿气候更适于这位锡耶纳的朋友；索兹尼一动身去著名的古伊拉斯米安要塞，他就衷心祝他一路平安。

　　使加尔文庆幸的是，索兹尼叔侄不久便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怀疑，雷利欧被没收了基金，还发高烧，年仅三十六岁便在苏黎世死去了。

　　他的过早去世在日内瓦引起了欢腾，不过高兴的时候不长。

　　雷利欧除去遗孀和几箱子笔记本外，还有个侄子。他不仅继承了叔叔未尽的手稿，还很快成为更胜于叔叔的塞维图斯热衷者。

　　福斯图斯·索兹尼从小就象老雷利欧一样广泛旅行。他的祖父给他留下了一小块不动产。他直到近五十岁才结婚，因此可以把全部时间用在他喜欢的神学上。

　　他似乎在里昂做过一段时间的生意。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买卖人，但他做买卖经营具体商品而不是精神财富，这一经验使他相信，如果对方在买卖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那么靠屠杀或发脾气是无济于事的。他在一生中一直保持这个清醒的头脑，这种头脑在公司办公室里固然可以找到，但是在神学院里却象海里捞针。

　　一五六三年福斯图斯回到意大利。在返程中他来到日内瓦。他好象没有去向当地主教表示敬意。况且加尔文那时已经生病，索兹尼家族的人拜访他只能增加他的烦恼。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索兹尼在伊莎贝拉·德·梅迪希那儿工作。但一五七六年在这位大太结婚狂喜的几天之后，就被丈夫保罗·奥希尼杀死了。于是索兹尼辞了职，永远离开了意大利，来到巴塞尔，把《赞美诗》译成意大利白话文，还写了一本关于耶稣的书。

　　福斯图斯正象他在作品中表露的那样，是个审慎小心的人。首先他的耳朵不好使，耳聋的人都天性谨慎。

　　第二，他能从阿尔卑斯山另一面的几块地产中获取收益，托斯卡那的当政者暗示他说，被怀疑是“路德学说”的人在评论使宗教法庭恼火的题目时，只要不太过分就行。于是他采用了许多笔名，出版一本书之前，必须请朋友们看一遍，认为比较安全才送去印刷。

　　这样一来，他的书没有列入禁书，那本关于耶稣生平的书一直流传到南喀尔巴阡山，落到另一个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手里。他是米兰和佛罗伦萨的一些贵妇的私人医生，与波兰和南喀尔巴阡山的贵族结了亲。

　　南喀尔巴阡山在那时是欧洲的“远东”，直到十二世纪初期还是一片荒野，一直被用来安顿德国的多余人口。勤劳的撒克逊农民把这片沃上变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秩序井然的小国家，有城市、学校，还有几所大学。但这小国家还是远离旅行通商的要道。一些人由于某种原因，希望远离宗教法庭的亲信，最好与他们相隔几英里的沼泽地和高山，于是这个小国家便成了理想的栖身之地。

　　至于波兰，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一提到这个不幸的国家便联想到保守和沙文主义。但是我要告诉读者，在十六世纪上半叶，它却是名副其实的庇护所，保护了所有由于宗教信仰而在欧洲其它地方饱受折磨的人，这是个令人高兴的惊讶吧。

　　这个出乎意料的情况是由典型的波兰风格形成的。

　　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共和国是全欧洲管理得最为拙劣的国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波兰的上层教士玩忽职守，但西方各国主教的放荡和乡村牧师的酗酒也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恼事，因此没能充分重视波兰的情况。

　　但在十五世纪下半叶，日耳曼大学里的波兰学生迅速增多，这引起了维藤贝格和莱比锡当权者的注意。学生们开始提出质问。接着，事态发展到由波兰教会管理的克拉科夫波兰学院一垮到底，可怜的波兰人要受教育就必须背井离乡。不久之后，条顿大学受到新教旨的影响，华沙、拉杜姆和琴斯托霍瓦的学生也随之入流。

　　他们功满还乡的时候，已经是羽毛丰满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的前期，国王、贵族和教士要消除错误思想的传播还很容易。不过这样的措施要求共和国的统治者必须团结在一项明确普通的政策之下，这当然很矛盾，因为这个奇怪国家的最神圣的传统是，一张反对票便能推翻一项法律，即使有国会其他所有议员的支持也不行。

　　不久之后，那位著名的维藤贝格教授在宣扬他的宗教时又搞了一个经济副产品，那就是没收所有教会的财产，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肥沃平原上的博尔劳斯家族、乌拉蒂斯家族和其他骑士、伯爵、男爵、王子和公爵，都明显倾向另一种信念，即口袋里要有钱的信念。

　　随着这个发现，出现了为修道院的真正领地而进行的非神圣的抢夺，造成了出名的“间歇”，自从有人类记载之时起，波兰人就是靠这种“间歇”拖延思索时间的。在这期间，所有权力都按兵不动，新教徒便利用机会，不到一年就建起了自己的教堂，而且遍布全国。

　　当然，新教长之间的争吵最后又使农民回到教会的怀抱，波兰又成为天主教的一个坚固堡垒。可是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波兰获得了允许各种宗教派别并存的许可证。西欧的天主教和新教开始了杀绝再洗礼教徒的战争，残存者便向东逃窜，最后定居在维斯杜拉河畔。正是这时，布兰德拉塔大夫拿到了索兹尼关于耶稣的书，表示想认识作者。

　　乔古奥·布兰德拉塔是意大利人，医生，而且多才多艺。他毕业于蒙彼利埃大学，是出色的妇科专家。他从始至终都桀骛不驯，却很聪明。他象当时的许多医生一样（想一想拉伯雷和塞维图斯），既是神学家又是神经病专家，扮演的角色时常更换。他成功地治愈了波兰皇太后的病，她原总是有幻觉，认为凡是怀疑三位一体的人都错了，病愈后开始悔恨自己的错误，以后就只判决赞同三位一体教义的人。

　　这个好母后已经死了（是被情人杀死的），她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当地的贵族，布兰德拉塔作为医疗顾问，在政治上发挥了很大影响力。他知道内战已是一触即发，除非采取行动终止宗教上的争吵，于是他尽力想在对立教派之间竖起免战牌。但是达到目的需要一个比他更精于错综复杂的宗教论战的人。他灵机一动，想起了写耶稣生平的那个作者。

　　他给索兹尼写了一封信，请他东行。

　　不幸的是，索兹尼到达南喀尔巴阡山的时候，刚刚公布了布兰德拉塔私生活中的一大丑闻，那个意大利人也已被迫辞职，到无人知晓的地方去了。索兹尼留在了这个遥远的土地上，娶了个波兰姑娘，一六○四年死在那里。

　　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是最为有趣的阶段，因为这时他具体表达了他的宽容思想。

　　十六世纪后半叶是大量出版宗教问答手册，进行信仰、信条和教旨告解的时代，在德国、瑞士、法国、荷兰和丹麦，人们都在写这些东西。可是各地印刷草率的小册子都表明一个糟糕的信条：他们（也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真理，所有宣过誓的当政者的职责，就是支持这个特殊形式的真理，用剑、十字架和火刑柱惩处那些肆意信仰其它劣等真理的人。

　　索兹尼的信仰具有截然不同的精神。它一开始便开门见山地说，它的真正意图绝不是和别人吵架。

　　他继续说道，“许多虔诚的人有理由地埋怨说，现在已经出版以及各个教会正在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教义和宗教手册是基督徒之间产生分歧的根源，因为它们都试图把某些原则强加在人们的良知上，把持异议者视为异端。”

　　据此，他以最正式的方法宣布，索兹尼派绝不主张剥夺或压抑任何人的宗教信仰。讲到广义的人性，他又做了如下的呼吁：

　　“让每个人自由判断他的宗教吧，因为这是《新约》定下的法则，最初的教会已经做出了先例。我们这些悲惨的人有什么资格要压抑我熄灭上帝已经在人们心中点燃的圣灵之火？我们谁能独占《圣经》的含义？我们为什么不记住，我们唯一的主是耶稣基督，大家都是兄弟，有谁被赋予了压服别人的力量呢？可能其中一个兄弟比别人博学一点，但是在自由和基督的联系上，我们是平等的。”

　　所有这些都绝美无伦，只是早了三百年。索兹尼派和其它新教派都不能指望在那个动荡的世界里长期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宗教改革的潮流已经气势汹汹地开始了。成群的耶稣会神父在失去的省份里大肆放纵。新教徒们一边工作一边争吵，致使东部人很快又回到罗马一边。今天来到这些远隔文明欧洲的地方的旅游者，很难会想到曾几何时这里曾经是最先进最自由的堡垒，也不会猜到在可怕的路德山丛里曾经有一个小村子，世界在那儿第一次获得了实现宽客的明确的途径。

　　我出于闲散好奇的缘故，最近一天上午来到图书馆，浏览了供我国青年了解过去的最流行的教科书。没有一个字提到索兹尼派或索兹尼叔侄，所有的书都从社会民主派跳越到汉诺威的索菲亚，从撒拉森斯跳越到索比斯基。其实在这个被跳越的时期里，伟大宗教革命的领袖是大有人在的，包括厄可兰帕鸠斯和一些次要人物。

　　只有一卷提及了这两个锡耶纳人文主义者，不过是出现在罗列路德或加尔文所说所做的事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附录里。

　　预见的确有危险，但是我却怀疑，在以后三百年的通俗历史里，这一切会被改变的，索兹尼叔侄会独自享有一小章节，而宗教改革的传统主角则下降到次要的地位。

　　他们的名字即使放在脚注里也会显得咄咄逼人。

十八　蒙田

　　有人说中世纪的城市空气有益于自由。

　　的确如此。

　　躲在高高石墙后面的人尽可以安全地对男爵和教士嗤之以鼻。

　　不久以后，欧洲大陆的条件大为好转，国际商业又成为可能，于是产生了另一种历史现象。

　　以三个双字词组表示便是：生意益于宽容。

　　你在一周内的任何一天，特别是在星期天，都可以改变这个论点。

　　温斯堡和俄亥俄可以支持三K党，纽约却不行。纽约人如果掀起一场运动，驱逐所有犹太人、所有天主教徒和外籍人，华尔街就会乱做一团，劳工运动冲天而起，一切都化为废墟，不可收拾。

　　中世纪后半期正是如此，莫斯科是一个貌似公爵的小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激恼新教徒，但是在国际商业中心的诺夫格罗德却需要小心从事，不然便会惹恼前来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兰芒商人，把他们赶到维斯比去。

　　一个纯农业国可以用一整套丰盛的份饭来泰然款待农民。似是，如果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布吕赫人在他的围墙里开始屠杀异教徒，那么代表外国公司的人便会马上外流，随之资金也会被抽回，使城市陷于破产。

　　不少国家并不能从根本上汲取教训（如西班牙、教皇统治区和哈普斯堡的领地），却依然被所谓的“对信仰的忠诚”所左右，无情地把信仰的敌人驱逐出去。结果，它们不是化为乌有，就是缩小到第七等国家。

　　然而商业国家和城市的掌管人通常都很尊崇既定事实，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在精神世界上严守中立，天主教、新教、犹太人和中国主顾都能照常经商，同时继续忠诚于各自的宗教。

　　为了外表的体面，威尼斯通过了一项反对加尔文教派的法案，但是十人内阁却小心地告诉宪兵，这条法令不必执行得太认真，让那些教徒自行其事吧，愿意信仰什么都可以，除非他们真的动手把圣马尔可抓到他们自己的会场去。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好友也如此行事。每个星期天，新教牧师们都高声叱责“淫荡女人”的罪孽。但是在旁边的街道里，可怕的天主教徒也在一个不显眼的房子里默默地做弥撒，外面还有新教警长警戒，提防日内瓦宗教千册的狂热崇拜者闯入这个犯禁的会议，他有用的法国和意大利客人吓跑。

　　这丝毫不是说，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可敬教会的忠诚弟子。他们一如既住，仍然是好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不过他们记得，汉堡、吕贝克或里斯本的十个经商的异教徒的善良愿望，要比日内瓦或罗马的十个寒酸教士的允许更有价值，于是他们便宜行事了。

　　蒙田有开明自由的见解（并不总是一种），而他的父亲和祖父却经营鲱鱼生意，母亲又是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据我看，商人长辈对蒙田的观点有很大影响。他作为战士和政治家，整个一生的特点就是深恶盲信和偏执，这要起源于离波尔多主要码头不远的一家小鱼铺。

　　我如果当着蒙田的面这样说，他是不会感谢我的，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所有“生意”的痕迹都从华丽的家族纹章中小心地抹去了。

　　他的父亲获得了蒙田地方的产业，便无度地花钱，想让儿子成为绅士。蒙田刚刚会走路，私人教师便在他的可怜小脑瓜里塞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六岁的时候他被送往高级学校，不到二十岁便成为波尔多市议会的羽毛丰满的一员了。

　　接着他从了军，还在法院工作过。三十八岁时父亲死了，他退出了所有的外界活动，把余下的二十一年（除去几次违心地短期介人政治）都消磨在他的马匹、狗和书的上面，而且都有所研究。

　　蒙田可以称做是划时代的人物，却有几个弱点。他从没有彻底摆脱某些感情和礼仪，这个鱼贩的孙子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他直到死去的时候，还一直说他不是真正的作家，只是个乡村绅土，到了冬天没有事情做，才草草记下一点略有哲学内容的杂乱思想。这全是废话。如果说有谁把他整个的心、灵魂、美德和罪恶以及一切都献给自己的书，那就是这位能和不朽的达尔塔昂匹敌的开朗的绅士。

　　由于心、灵魂、美德和罪孽都属于这个豁达大方、深有教养和性格宜人的人，他的全部作品要比文学作品更胜一筹，它们已经发展成为明确的生活哲理，它们以常识和实际的日常体面为基础。

　　蒙田生为天主教徒，死时依然故我，年轻的时候还加入过法国贵族为把加尔文主义逐出法国而成立的天主教贵族联盟。

　　一五七二年八月，教皇格列高里八世欢庆杀死三千名法国新教徒，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从这以后蒙田永远离开了天主教会。他从来没有加入另外一派，而且继续参加某些重大礼仪，免得旁人饶舌，然而自从圣巴塞洛梅惨案之夜以后，他的作品便全都与马尔库斯、奥里利厄斯、爱比克泰德或其他十来个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同归一辙了。有一篇题为《论良知的自由》，很值得缅怀，他在文章里使用的语气就好象是古时帕里克利的同代人，而不是法国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仆臣，他还以背教者朱利安为例，阐明真正宽容的政治家应该取得的业绩。

　　文章很短，充具量才五页，你可以在第二册的第十九章中找到。

　　蒙田已经看腻了众多顽固不化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倡导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在当时环境中）只会导致新的内战。但是一经条件允许，那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睡觉时不再把两把匕首和手枪放在枕头下面了，明智的政府就应该尽量避免干预别人的思想，应该允许所有臣民依照最能使自己心灵能获得幸福的方式热爱上帝。

　　蒙田既不是唯一也不是第一个产生这种想法并且大胆公诸于世的法园人。早在一五六○年，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前大臣麦克尔·德·豪皮塔尔和好儿个意大利大学的毕业生（由此被怀疑是受了再洗礼教的熏染）就曾经说过，对异端者只宜用文字论战。他的使人惊讶的观点是，良知有自己的本来面目，不是靠武力可以改变的。两年以后，他促成了《皇家宽容法》的产生，该法使胡格诺教派有权召开自己的集会，举行宗教会议讨论本宗教的事务，俨然象一个自由独立的教派，而不是寄人篱下的小派别。

　　巴黎律师让·保丹是个令人尊敬的公民（他保卫了私人财产，反对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表达的共产倾向〕，他的观点也是这样，否认国王有权运用武力强迫臣民进这个或那个教堂。

　　大臣们的演讲和政治哲学家的论文极少受人欢迎，但蒙田的书却在以智慧之士座谈会的名义下聚在一起的文明人中阅读、翻译和讨论，并且持续达三百多年之久。

　　他的业余身份和他只为乐趣而写作的说法，使他深得大众之心；不然人们绝不会买（或借阅）一本被官方列为“哲学”的图书的。

十九　阿米尼斯

　　“有机社会”把“整体”的安全放在所有考虑的前面，而智力或精力非凡的个人却认为世界迄今的发展全赖个人的努力，不是靠集体（说穿了就是不相信所有变革），因此个人的权力要比集体的权力重要得多，他们之间代复一代的冲突正是争取宽容的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如果认为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便与大多数居民的个性自由程度成正比。

　　过去，有时会出现非常开明的统治者，他对孩子说：“我坚信‘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原则。我希望所有可爱的臣民们都对别人施以宽容，不然就会白食其果，”

　　于是，性急的臣民们就赶忙贮存官方徽章，上面刻有壮丽的几个字：“宽容第一”。

　　但是这个突然的转变是出于对国王绞刑吏的畏惧，并不会长久。国王只有在恫吓的同时再建立起一整套逐级教育的明智体系，把它当做每天的政治活动，才能取得成果。

　　十六世纪后半叶，这种幸运的环境在荷兰共和国出现了。

　　首先，这个国家有数千个半自给自足的城镇和乡村。居民大都是渔夫、水手和商人。这三种人习惯于一定程度的独立行动，职业的性质迫使他们做决定时要迅速果断，按照自己的利弊判断出工作中的机遇。

　　我不是说他们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聪明，心胸更开阔。但是艰苦的工作和下达目的不罢休的干劲使他们成为整个北欧和西欧的谷物渔类搬运夫。他们懂得，天主教徒的钱和新教徒的钱一样好用，他们喜欢付现钱的土耳其人，讨厌要赊账六个月的长老会教徒。于是他们成为进行一点宽容试验的理想国度，而且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寡言的威廉是“意图统治世界者必须了解世界”这个古老格言的光辉典范，他开始时是个着装入时、钱多财广的年轻人，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给当时最大的君王当机要秘书。他在晚宴和舞会上挥霍无度，娶了好几个颇为闻名的女继承人，生活放荡，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不很用功，对他来说竞赛图表远比宗教小册子更为有趣。

　　宗教改革引起的生活动荡在他眼里起初不过是雇佣者之间的又一场争吵，只要稍用手腕，再摆出几个五大三粗的警察，便可以解决了。

　　不过，等他了解了国王和臣民之间的争端的本质时，这个和蔼的贵人已经突然变成了卓有能力的领袖。其实，他所要从事的是当时已经完全失势的事业。他在短期内卖掉了宫殿、马匹、金盘和乡间地产（或者立即予以放弃）。这个布鲁塞尔的花花公子成为哈普斯堡的最顽固最成功的敌人。

　　然而财产的变动并没有改变他的个性。威廉在仓满囤流的时候是哲学家，住在两三间出租房子里、星期六都不知道如何付洗衣费的时候也还是哲学家。过去有一个主教想建造足够的绞架来处死所有的新教徒，他竭尽全力挫败了主教的企图，如今他同样尽量要刹住热情的加尔文教徒要绞死所有天主教徒的干劲。

　　他的心血几乎毫无指望。

　　二万至三万人已经惨遭杀戮，宗教法庭的监狱里装满了新的牺牲品，遥远的西班牙正在召集一支军队，准备在叛乱还没有传播至欧洲其它地方的时候就把它粉碎。

　　有人说应该热爱刚刚绞死自己父兄、叔叔和爷爷的人，也有人在拼命反对这个说法，在这里无需告诉读者是谁在反对。但是他通过自己的事例和他对反对者的和解态度，已经向追随者表明有性格的人应该超脱摩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律法。

　　在争取实现公共道德的论战中，他得到一个杰出人物的支持。在豪华的教室里，你会看到一个极为奇特的简短碑文，记载德克·孔赫特的美德，他的遗体就埋在那里。这个孔赫特挺有意思。他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年轻时长年旅行国外，获得关于德国、西班牙和法国的第一手资料。他一回国，便爱上了一个身无分文的姑娘。他的荷兰父亲处事谨慎，个准他们结婚。儿子照样结了婚，父亲便做了长辈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做的事：指责儿子忘恩负义，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年轻的孔赫特不得不干活谋生了，这的确有些困难。不过他是个多寸多艺的年轻人，学会了一门手艺，成了铜雕匠。

　　哎呀，一做荷兰人，便永远要说教。到了晚上，他就急忙扔下雕刻刀，拿起鹅毛笔，记下一天的大事。他的文笔并不大象现在人们所说的“引人入胜”。但是他的书里有许多类似于伊拉斯谟所阐述易为人接受的道理，这使他交了许多朋友，也与寡言的威廉有了接触，威廉高度赞赏了他的能力，雇他做机要顾问。

　　当时威廉正忙于一桩奇怪的争论。国王菲利浦有教皇撑腰，要干掉人类的大敌（也就是他的敌人威廉），他以两万五千金币、贵族头衔和赦免一切罪行的代价，找人去荷兰杀死这个头号异端者。威廉已经五次遇险，可是他觉得用一套小册子驳倒菲利浦国王是他的职责，孔赫特助了他一臂之力。

　　论点直指哈普斯堡内阁，不过要是指望内阁会由此而变得宽容，那才是妄想，然而整个世界都在注视威廉和菲力浦的决斗，小册子也被译成了不同文字，广泛阅读，其中许多题目人们过去只敢低声说说，现在却热烈地讨论起来。

　　不幸的是，争论并没有多久就结束了。一五八四年七月九日，一个法国天主教徒拿到了两万五千金币的报酬，六年以后，孔赫特还没有完成把伊拉斯谟著作译成荷兰文的工作，也与世长辞了。

　　在以后的二十年中，狼烟四起，炮声隆隆，湮没了不同观点的神学家之间的叱骂。最后敌人被逐出了新共和国的边界。但此时却没有威廉这样的人来掌管内部事务。不同的教派本来在大批西班牙雇佣军的压力下暂时很不自然地和解了，现在又要彼此割断对方的喉咙。

　　他们的争战当然要有个借口，可是，有哪个神学家没有一点要抱怨的事呢？

　　在莱顿大学里，有两个教授持不同的见解。这既不新鲜也不出众。但是，他们不同意人有意志的自由，这倒是个严重的事。兴奋的人们立即参加到讨论中去，不到两个月，整个国家便分成两大敌对的阵营。

　　一面是阿米尼斯的朋友。

　　另一面是戈马鲁斯的追随着。

　　后者虽然出生在荷兰家庭，却在德国度过了一生，是条顿教育体系的出色产物。他的学问十分广博，却又缺乏起码的常识。他的大脑精通希伯莱律学的奥秘，而心脏却按照阿拉米语的句法规则跳动。

　　他的对手阿米尼斯却迥然不同。他生于奥德沃特，是离伊拉斯谟度过不愉快的少年时代的斯特恩修道院不远的小城市。他幼年时赢得邻居、马古堡大学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教授的友谊。这个人叫鲁道夫·斯内里斯，他把阿米尼斯带回德国，让他受良好的教育。可是这个孩子在第一个假期回家时，发现家乡已被西班牙人劫掠一空，亲戚也都遇难了。

　　这似乎结束了他的学业，幸亏一些好心的有钱入听说这个年幼孤儿的遭遇，慷慨解囊，送他到莱顿大学学习神学。他刻苦努力，六年以后便学完了所有的课程，又去寻找新的知识源泉了。

　　当时，出类拔萃的学生总可以找到资助人为他们的前程花几块钱。阿米尼斯很快拿到了阿姆斯特丹几个行会给他开的介绍信，高高兴兴去南方寻找受教育的机会了。

　　做为一个颇受尊敬的神学继承人，他首先来到日内瓦。加尔文已经死了，但是他的从人西奥多·贝扎象天使的牧羊人似地接替了加尔文。这个捕捉异端邪说的老手鼻子很灵敏，立刻闻出这个年轻荷兰人教旨中的拉姆主义气味，对他的拜访也缩短了。

　　拉姆主义这个词对现代读者毫无意义。不过熟悉米尔顿文集的人了解，三百年前它却被看成是十分危险的宗教新说。它是由一个名叫彼尔·德·拉·拉姆发明或创始的（随你怎样用词）。他做学生时，十分反感老师的过时教学方法，于是选了一个颇使人惊讶的题目做为他的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教诲的一切全是错误的》。

　　不用说，“这个题目得不到老师的好感，几年以后，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写进几卷很有才华的书里，这使他的死成了定局，他是圣巴塞洛梅大屠杀的第一批牺牲者。

　　但是恼人的书并不会随着作者一起被杀掉，拉姆的书残存了下来，他的惊异逻辑体系也在西欧和北欧受到欢迎。不过真正的虔诚人士却认为拉姆主义是去地狱的通行证，于是有人建议阿米尼斯去巴塞尔，这个多难的城市自从堕入对一切持探索态度的伊拉斯谟的魔网，一直把“自由派”当做好样的人物。

　　阿米尼斯得到警告以后，便启程北行。但是他又做出一项颇为反常的决定。他大胆踏入到敌人的境内，在帕多瓦大学学习了几个学期，还去了一趟罗马。一五八七年他返回故土时，这使他成为国人眼里的危险分子。不过他似乎既没有长角也没有添尾巴，于是渐渐地赢得了大家的好感，被允许担任阿姆斯特丹的新教牧师。

　　他不仅使自己发挥了作用，还在瘟疫横行的时候博得了英雄的美名。人们很快就真心拥戴他，委托他重建城市的公共教育体系，一六0三年，当他作为羽毛丰满的神学教授被调往莱顿时，首都的所有居民还都依依不舍。

　　他要是知道在莱顿等待他的是什么，我肯定他不会去。他到达的时候，正好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和上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之间的战斗发展到白热化。

　　阿米尼斯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是下拉普萨里安派的。他本想不带偏见地对待同事——上拉普萨里安派的戈马鲁斯。但是两派的差异不容调和。阿米尼斯被迫宣布自己是不折不扣的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

　　读者当然会问我，这两派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好象也无法了解这些玩艺儿。不过据我所知，两派的争论由来已久，一派（如阿米尼斯）认为，人们某种程度上有意志的自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另一派是索弗克利斯、加尔文和戈马鲁斯之辈，他们说我们一生中的一切早在出生之前便注定了，命运取决于造物时圣骰的一掷。

　　一六○○年，北欧的大部分人都是上拉普萨里安派。他们愿意听布道说除了自己以外的大多数人已经命定要进地狱，如果有那么几个牧师竟胆大包天，敢于宜讲善意和仁慈的福音，他们便立即会被怀疑患有罪恶的软弱症，象心慈手软的医生的一样，不能给人们开苦口的良药，却以他们的软弱心肠把病人置于死地。

　　莱顿的许多饶舌老妇一发现阿米尼斯是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他的作用也就终止了。他从前的朋友和支持者大肆攻击咒骂他，把他折磨至死。继而，两派都介入政治，这在十六世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上拉普萨里安派在选举中获胜，下拉普萨里安派被宣布为公共秩序的敌人和国家的叛徒。

　　这场荒诞无稽的争战还没有结束，奥尔登·巴内维尔特就脑袋夹在两脚中间死去了，他曾是寡言的威廉的助手。有功于共和国的建立，格罗蒂斯逃到瑞典女王的王宫里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尽管他的温和节制曾经使他成为国际法律公正体系的第一个伟大倡导者；寡言的威廉所献身的事业似乎中途而废了。

　　但是加尔文主义者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荷兰共和国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商人和银行家的俱乐部，由几百个颇有势力的家族统治着。这些绅士对平等和博爱毫无兴趣，却信仰法律和秩序。他们承认并支持已有的教会。每逢星期天，他们就满怀热情来到四壁洁白的圣物存放地，这里过去是天主教堂，现在是新教徒的布道厅。可是到了星期一，教士前往拜见市长大人和议员们，想愤愤不满他说说这人不行那人不好的时候，官员们却又“开会”，不能接见这些虔诚的人。如果虔诚的人坚持不懈，召集好几千名忠诚的教民在市政大厅前“示威”（这种事常常发生），官员们也会彬彬有礼地垂顾，接过虔诚的人抄写整齐的诉苦书和建议书。可是，大门在最后一个穿黑袍的请愿者后面关上以后，官员们就会用那些文稿点烟斗。

　　他们已经采纳了实际有效的格言：“一次足矣，下不为例。”上拉普萨里安教派掀起的大规模内战的骇人年月把他们吓坏了，于是他们坚定地压抑宗教狂的发展。

　　后代并不总是夸赞这些贵族。他们无疑把国家视为私有财产，也不能持之以恒地把祖国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区分得一清二楚。他们缺乏从整个帝国角度的宏观，因此常常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但是他们做了一件事，值得我们发自内心的推崇。他们把国家变成了国际交换站，持各种思想的人物在这里都有最广泛的自由，随心所欲地去说、去想、去写、去出版。

　　我并不想描绘得太动人。不时在内阁否决的威胁下，市议员也会被迫镇压天主教的一个秘密协会，或没收某一本过于嚣张的异端派印发的小册子。不过一般说来，只要不爬到市场区中央的肥皂箱上高声诋毁宿命论的宗旨，不把天主教的念珠带到公共餐厅里，不否认南方卫理公会的上帝的存在，就可以确保一定程度上的太平无事。在差不多两个世纪里，许多人在世界其它地方会因为思想而受到迫害，而荷兰共和国却成为他们的名符其实的天堂。

　　这里又重新变伐为天堂的消息四处传开了。在以后的两百年里，荷兰的印刷所和咖啡馆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热情者，他们是精神解放的奇特新军的先锋。

二十　布鲁诺

　　据说（而且很有根据）世界大战是没有军衔的军官们的战争。将军、上校和三星战略家坐在某个无人光顾的大别墅的大厅里，守着孤独的光亮，盯着数英尺长的地图沉思，直到想出一点新战术，使他们能得到半英里的领土（以三千人丧生做代价），而与此同时，下级军官、中尉、下士却在聪明下士的帮助和鼓动下，做着所谓“黑活”，最后导致了德国边线的崩溃。

　　为精神世界的独立进行的伟大征战与它相差无几。

　　没有投入几十万人的正面交锋。

　　没有孤注一掷的冲锋为敌人的炮兵提供叨显顺手的靶子。

　　我说得更进一步，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在打仗。好奇心会不时驱使人们寻问早晨烧死了谁，明天下午又会把谁绞死。然后他们也许会发现，有几个亡命徒还在继续为天主教徒和基督徒从心底下赞成的几项自由原则而抗争。但是我想，这消息只会使人们轻叹惋惜而已。下过，要是自己的叔叔落得如此可怕的下场，亲戚们一定会痛不欲生。

　　情况大概只会如此。殉道者为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的业绩不能简化成数字公式，也不能用安培和马力的概念表示。

　　攻读博士学位的勤奋学生会仔细阅读乔达诺·布鲁诺文集，通过耐心地收集所有充满感情的话语，如“国家无权告诉人们应该想什么”和“社会不应该用剑惩处不同意通常公认的教理的人”，写出以《乔达诺·布鲁诺（一五四九——一六○○年）和宗教自由的原则》为题的可以被人接受的论文。

　　但是，不再研究这样重要课题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不同。

　　我们在最后的分析中说过，有一批虔诚之士，他们对当时的宗教狂热深感震惊，也震惊于人们头上的枷锁，各国百姓被迫在枷锁下生活。于是他们起来反叛。他们真是穷鬼，除了背上的披风以外几乎一无所有，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保证。但是圣火在他们胸中燃烧，他们穿梭在大地上，演讲，写作，把高深学府里的高深教授拉进高深的争论里。在普通的乡间酒馆里与普通的乡巴佬进行普通的辩论，并且一如既往地宣讲要善意、理解和仁慈地待人。他们提着书和小册子，穿着破衣烂衫，四处奔走，最后患肺炎死在波美拉尼亚的穷乡僻壤的悲惨小村里，或者被苏格兰小村里的醉醺醺的村民私刑处死，要不就是在法国的大道上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如果我提到乔达诺·布鲁诺的名字，我并不是说他是这类人中唯一的一个。不过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他为自己认为正确合意的东西所产生的不息热情，确是所有先驱者的典型，是很好的例子。

　　布鲁诺的父母很穷，他们的儿子是个普通的意大利孩子，没有什么天资，只是按照一般惯例来到修道院。后来也成为多明我会僧人。他与这个团体格格不入，因为多明我会教徒热情支持所有的迫害，当时被称为“真正信仰的警犬”。他们都很机警。异端者无需把观点写出来让追踪的暗探嗅出味道。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耸肩膀，便常常足以露馅，使他与宗教法庭打打交道。

　　布鲁诺成长在一切都要俯首听命的环境中，他是怎样成为叛逆、丢弃《圣经》而捧起塞诺和阿纳克萨哥拉的著作的，我也搞不清楚。但是这个奇怪的新手还没有完成规定的课程，就被赶出了多明我会，成为大地上的流浪者。

　　他翻过阿尔卑斯山。在他之前，有多少人冒险穿过了这个古老的山口，希望能在罗纳河和阿尔弗河交汇处的大森林里找到美好的自由啊！

　　又有多少人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他们发现这里和那里总有那么一个内在的精灵迷惑了人们的心，改变一个教义并不一定意味着改变了人们的心灵。

　　布鲁诺在日内瓦住了不足三个月。城里挤满了意大利难民，他们给这个同乡弄了套新衣服，还找了个工作，当校对员。到了晚间，他就读书写作。他得到了一本德·拉·拉梅的书，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德·拉·拉梅也相信，中世纪教科书所宣扬的暴政不打碎，世界便不能进步。布鲁诺并没有象自己的著名法国老师走得那样远，不认为希腊人教诲的一切全都错了。但是十六世纪的人为什么还要受早在基督出生前四个世纪写下的字句的束缚呢？究竟为什么？

　　“因为一直都是这样”，正统信仰的支持者回答他。

　　“我们与祖先有什么关系，他们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死去的人死去吧，”这年轻的反传统观念者答道。

　　很快，警方便来找他，建议他最好打起行李到别处碰运气去。

　　布鲁诺以后的生活是无休无止的旅行，想找个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安全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却从未如愿。他从日内瓦来到里昂，又到图卢滋。那时他已经开始研究天文学，成为哥白尼的热情支持者，这是危险的一步，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都在狂吼：“世界围绕大阳转动？世界是绕太阳转动的普通行星？呸！谁听说过这种胡言？”

　　图卢滋也使他感到不快。他横穿法国，步行到巴黎，接着作为法国大使的私人秘书来到英国。但是等待他的又是失望，英国的神学家并不比大陆的强。也许他们更实用一点，譬如在牛津大学，他们并不惩处犯有违反亚里士多德教诲错误的学生，而是罚他十个先令。

　　布鲁诺变得好讽刺挖苦了。他开始写一些文采勃发却又颇为危险的短篇散文和以宗教哲学政治为内容的对话；在对话中，整个现存的秩序被弄得颠三例四，受到细致但绝无奉承之意的检查。

　　他还讲授他喜爱的科目：天文学。

　　但是学院的当权者对受学生欢迎的教授是极少给笑脸的。布鲁诺又一次被请离开。他回到法国，又到马尔堡。不久前路德和兹温格尔曾在那里争论在虔诚的匈牙利伊丽莎白地堡里发生的化体的实质。

　　他的“自由派”大名早已先他而行。他连授课都得不到允许。维藤贝格应该好客一些，可是这座路德信仰的堡垒刚开始被加尔文大夫的教徒把持，从此，布鲁诺自由倾向的人也不再有容身之地了。

　　他向南行，到约翰·赫斯的地盘碰运气。新的失望在等待着他。布拉格成了哈普斯堡的首都。哈普斯堡一从前门进入，自由便从后门离去。再回到大路来吧，走向遥远的苏黎世。

　　在苏黎世他收到一个意大利年轻人乔瓦尼.莫塞尼哥的信，诸他去威尼斯。我不知道什么使布鲁诺接受了邀请。也许这个意大利农民被一个贵族名字的光采迷惑了，为这个邀请而受宠若惊。

　　乔瓦尼·莫塞尼哥的前辈敢于蔑视苏丹和教皇，但他自己却不是这副材料。他意志薄弱，胆小如鼠，当宗教法庭的官员到他家要把客人带到罗马时，他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

　　威尼斯政府一贯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权力。布鲁诺如果是个日耳曼商人或荷兰船长，他们还会强烈抗议，如果外国军队胆敢在他们的管辖区抓人，他们甚至会发起战争。可是为了一个除思想外不能给城市带来任何好处的流浪汉，为什么要触怒教皇呢？

　　的确他自称学者，共和国也甚感荣幸，不过国内自己的学者已经绰绰有余了。

　　和布鲁诺告别吧，愿圣马可怜悯他的灵魂。

　　布鲁诺在宗教法庭的监狱里呆了六年之久。

　　一六○○年二月十六日，他在火刑柱上被烧死，骨灰随凤扬去。

　　他的行刑地在坎普迪菲奥利，懂意大利文的人能从这个短小美妙的比喻中获取灵感。

二十一　斯宾诺莎

　　历史中的一些事情我从来没能弄明白，其中之一便是过去年代中一些艺术家和文人的工作量。

　　现代写作行会的成员有打字机、录音机、秘书和自来水笔，每天能写三四千字。莎士比亚有十多种工作分散精力，有个碎嘴疯泼的老婆，蘸水笔也不好用，他怎么能写三十七个剧本呢？

　　“无故舰队”的老兵洛浦·德·维加一生都忙忙碌碌，他从哪儿弄来必要的墨水和纸张写下一千八百个喜剧和五百篇文章呢？

　　那个奇怪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小屋里有二十个孩子吵吵闹闹，而他却有时间谱写了五个清唱剧，一百九十个教堂大合唱，三个婚礼大合唱，十二支圣歌外部，而不在其内部。否认事物自身的矛盾。牛顿是代表人，六支庄严弥撒曲，三部小提琴协奏曲（仅一部双小提琴协奏曲就足以使他的名字永载史册〕，七部钢琴管弦乐队协奏曲，三部两架钢琴的协奏曲，两部三架钢琴的协奏曲，三十部管弦乐谱，还为长笛、竖琴、风琴、提琴、法国号管写了曲子，足够让普通学生练一辈子的。

　　还有，伦勃朗和鲁本斯在三十年中几乎每个月都创作四幅画或四幅蚀刻画，他们是怎样勤奋用功的呢？不起眼的平民安东尼奥·斯特拉地瓦利怎样在一生中做了五百四十把小提琴、五十把大提琴和十二把中提琴呢？

　　我现在不是讨论他们的头脑怎么能想出所有的情节，听出所有的旋律，看出各式各样的颜色和线条的组合，选择所有的木材。我只是奇怪体力的一面。他们怎么能胜任呢？他们不睡觉吗？他们也下打几小时台球吗？他们从不疲倦吗？他们听说过“神经”这个东西吗？

　　十六和十八世纪充满了这种人。他们无视健康法则，大吃大喝有害的东西，根本不知道作为光荣的人类的一员所负有的崇高使命，但他们有的是时间，发泄起艺术的才智来煞是骇人。

　　艺术和科学的情形也出现在繁琐和多番推敲的神学上。

　　如果你在二百年前去图书馆，就会发现天花板和顶楼上都塞满了八开、十二开和十八开的宗教小册子，布道书、讨论集、驳论、文摘和评论，用皮革、羊皮纸和纸张装帧，上面尘土堆集，早已被人忘却了。不过这些书都包含着广博而又无用的学识。

　　其中谈论的题目和采用的许多词汇在现代人看来已经丧失了意义。可是这些发了霉的汇编却有着重要的目的。如果它们一事无成，至少还是清洁了空气，因为它们或者解决了讨论的问题，使有关人士满意，或者使读者相信那些问题并不是逻辑推理和辩论所能解决的，干脆随便扔在什么地方算了。

　　这听来好象是讽刺挖苦式的恭维话。不过我希望将来三十世纪的批评家们在啃嚼我们残留的文学和科学成就时也能这样仁慈。

　　　　　　　　　※　　　　　　　 ※　　　　　　　　 ※

　　巴鲁克·德·斯宾诺莎是这一章的主角，他在数量上没有追随当时的时尚。他的全集不过是三四个小本子和几捆信札。

　　但是，用正确的数学方法解决他的伦理学和哲学中的抽象问题所必需的大量学习，会使普通的健康人不知所措。这个可怜的结核病人的死，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因为他试图通过乘法口诀表来理解上帝。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不过那时的犹太人还没有受过犹太隔离区的侮辱。他们的祖先在西班牙半岛定居的时候，那里还是摩尔人居住的一个省。西班牙征服以后，引进了“西班牙属于西班牙人”的政策，最后使国家陷入崩溃，斯宾诺莎一家被迫离开了老家，他们走水路来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买了幢房子，辛勤工作，积攒钱财，很快就大名鼎鼎成为“葡萄牙移民”中最受尊敬的家族中的一员。

　　如果说他们的儿子巴鲁克意识到了他们犹太血统，那么除去邻居小孩的讥讽外，更要归结于在塔尔穆德学校受的训练。由于荷兰共和国被阶层的偏见所窒息，无暇顾及种族偏见，所以外来的民族可以在北海和须德海的海岸找到避难所，过上平静和谐的生活。这是荷兰生活的一大特点，现代的旅行者在撰写“游记”时绝下会遗忘这一点，这是有充足原因的。

　　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甚至到了相当晚的时代，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关系还是极不理想。二者之间的争吵简直达到无可救药的程度，因为双方都正确也都错了，都可以说是对方专横和偏见的受害者。这本书里已经说过，宽容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按照这个理论，很明显，只要基督徒和犹太人忠诚于各自的宗教，就会认为对方是敌人。首先双方都坚持自己信奉的是唯一真正的上帝，其它民族的其它上帝全是假的。其次，双方是危险的商业对头。犹太人象最初到巴勒斯坦一样来到西欧，是寻觅新家园的移民。当时的工会即“行会”不让他们找到职业，所以他们甘愿开个当铺和银行作为经济上的权宜之计。这两种行当在中世纪很相近，在人们眼里，正派人不会去干这一行业。教会直到加尔文时期一直对金钱（税收除外）深恶痛绝，把拿利息看成罪孽，这真难以理解。当然，没有一个政府会容忍高利贷，早在四十个世纪以前，巴比伦人就通过一项严厉的法律，对付那些企图从别人钱中谋利的金钱交易者。我们从两千年前写下的《旧的》的几章中读到，摩西曾经强力禁止追随者以高利息借给别人钱，不过借给外国人除外。以后，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内的大希腊哲学家都表示不赞同从别人的钱中生出钱来，教会神父对这种事情的态度更明确。在整个中世纪中，放债人一直被人瞧不起。但丁在地狱里为他的金融界朋友们专门准备了一个小壁龛。

　　从理论上可以证明，开当铺和开银行的是不受欢迎的公民，世界要是没有他们该多好啊。不过，只要世界不再是清一色的农业，那么不借助于信用贷款就连最普通的生意都做不成。于是放债人成了大家需要的魔鬼（按照基督徒的看法），注定要下地狱的犹太人被迫从事人们需要的行当，但体面人绝不会问津。

　　这样，不幸的出走者被迫干上了不光彩的行当，这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富人和穷人的对头。他们一发迹，对方便翻脸无情，诋毁谩骂，把他们锁在城市最脏的地方，冲动之下还会把他们作为不信教的恶棍绞死或作为基督叛徒烧死。

　　真是愚蠢，而且无知。无休无止的攻击和迫害并没能使犹太人喜欢基督徒。直接的结果是，一大批第一流的智慧从公共交往中退出了，成千上万天性聪明的年轻人本来可以在商业和科学中进取，却把脑筋和精力浪费在了无用地研究那些深奥莫测的难题和吹毛求疵的诡辩的旧书上，数以百万计无依无靠的男女青年注定要在发臭的小屋里过着畸形的生活，一面听老人讲他们是肯定会继承大地和所有财富的上帝的选民，一面却又听到别人不停地骂他们是猪罗，只配上绞架或刑车，并为此吓得魂不附体。

　　要让在这种逆境中生活的人（不管是谁）保持用正常的眼光看待生活是不可能的。

　　犹太人一次又一次被逼得对基督徒同胞采取疯狂行动，白热化时还起来反抗压迫者，于是他们又被称为“叛徒”，“不知报恩的恶棍”，受到更严重的欺侮和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只有一个结果，它使心怀怨恨的犹太人增多，使其他人意志颓丧，使犹太区成为受挫的雄心和积累的仇恨的可怕栖身地。

　　斯宾诺莎生在阿姆斯特丹，因此幸而没有遭到大部分亲戚生来就遭到的苦难。他首先被送进犹太教堂（合适的称呼是“生命之树”）掌管的学校，学会希伯莱文的动词变化以后，便被送到博学的弗朗西斯科·阿皮尼厄斯·范·登·恩德博士那儿，攻读拉丁文和科学。

　　弗朗西斯科博士正如他的名字所示，出身于天主教徒家庭，传闻他是卢万大学毕业生，按照城中最为广傅的教堂执事的说法，他是伪装的耶稣会成员，是个危险人物。不过这是胡说。范·登·恩德年轻时确实在天主教学校呆过几年，但他对功课心不在焉。离开家乡安特卫普以后，他来到阿姆斯特丹，自己开办了一所私立学校。

　　他有卓绝的鉴别能力，善于想办法使学生们喜欢古文课，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派自由民不顾他过去与天主教的关系，情愿把孩子托付给他，而且很自豪，因为这个学校的孩子在六韵步诗和变格上总比别的学校强。

　　范·登·恩德教小巴鲁克拉丁文，但他热情追求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对乔达诺·布鲁诺崇拜得五体投地，因此毫无疑问教给了这孩子一些正统犹太家庭一般不应提及的事情。

　　小斯宾诺莎一反当时的习惯，没有和其他学生同住，而是住在家里。他的学识很深，颇使家人惊奇，亲戚们都自豪地叫他小先生，毫不吝啬地给他零用钱。他没把这钱浪费在烟草上，而是买了哲学书。

　　有一个作者最使他感兴趣。

　　这就是笛卡尔。

　　雷内·笛卡尔是法国贵族，出生在图尔和布瓦蒂耶交界处，查理曼的祖父曾在这里挡住了穆罕默德征服欧洲。他不满十岁就被送到耶稣会受教育，呆了十二年，很惹人讨厌，因为他肯思考，没经过证明的东西就拒不接受。耶稣会会士能调理这种难管的孩子，既不挫伤他们又训练得很成功，他们也许是世界上唯一这样的人。要检验布丁就要吃一吃。办教育也是一样。如果现代教育家学会了耶稣会罗耀拉兄弟的方法，我们也会有几部自己的笛卡尔了。

　　笛卡尔二十岁时开始服兵役，他到了荷兰，在那里，纳索的莫里斯曾经彻底完善了他的军事体系，使他的军队成为有志当将军的年轻人的进修学校。笛卡尔并不经常去纳索亲王的司令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怎能当新教徒首领的仆人！这听来就象叛国罪。不过笛卡尔憾兴趣的是数学和炮兵，不是宗教和政治。荷兰刚刚和西班牙休战，他便辞了职，来到慕尼黑，在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公爵麾下作战。

　　但是那场战争并不长，唯一一场至关重要的战斗是在拉罗谢尔附近进行的，那时，胡格诺派正在抵御黎塞留。笛卡尔回到法国，想学一点高级攻坚战。可是军营生活使他厌倦了。他决定告别戎马生涯，致力于哲学和科学。

　　他自己有一笔小收入。他不想结婚，奢望也无几，只想过安静快乐的生活，而且如愿以偿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荷兰做为居住地。不过这个国家充满印刷商、出版商和书店，只要不公开攻击政府和宗教，出版检查的法律就形同虚设。况且，他从未学会他所移居的国家的文字（这种文字对真正的法国人来说本来并不难），所以避开了不必要的伙伴和没用的谈话，能够把全部时间（每天差不多二十个小时）用在自己的工作上。

　　对于当过兵的人来说，这种生活太枯燥了。但是笛卡尔有生活的目的，很满足于这种自我折磨的背井离乡生活。随着光阴的流逝，他逐渐相信，世界仍然被深不可测的无知笼罩着，被称做“科学”的东西其实连真正科学的边都不沾，陈旧的错误和荒谬不首先铲平，总体的进步就不可能实现。这可不是小的命题。不过笛卡尔的耐性很好，到了三十岁，他开始向我们奉献出了崭新的哲学体系。他深为自己的工作所激励，在最初的提纲里加进了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在工作中他毫不偏袒，这使得天主教徒宣布他是加尔文派，而加尔文派又驾他是无神论者。

　　这些喧闹传到他的耳朵里，丝毫不去干扰他。他平静地继续自己的探索，在斯德哥尔摩同瑞典女王谈论了哲学，最后安详地死在城里。

　　在十七世纪的人们中，笛卡尔主义就如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引起了很大轰动。当一名笛卡尔主义者在一六八0年是件可怕的事，很不光彩。它表明某人是社会制度的敌人，是索西奴斯教徒，是自认不能与体面人同伍的下等人。这并没能阻止知识界大部分人如饥似渴地接受笛卡尔主义，就象我们的前辈接受达尔文主义一样。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中，这类题目却没有人提及。在塔尔穆德和托拉赫也没有人间津笛卡尔主义，因此它也就不存在。一经表明它在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头脑里存在，结局就注定了，只要犹太教堂的权威人士一出面调查此事，采取官方行动，斯宾诺莎也会同样不复存在。

　　那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刚刚度过一场严重的危机。小巴鲁克十五岁的时候，来了一个名叫尤里尔·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他断然抛弃了在死亡威胁下被迫接受的天主教，又回到前辈的宗教。可是这个艾考斯塔不是等闲的犹太人，而是个绅士，惯于在帽子上插一根羽毛，腰上挎一把剑。那些在日耳曼和波兰学校受过训练的荷兰犹太教士所表现出的自高自大使他惊讶和恼怒，他也很自傲，他从不屑掩饰自己的观点。

　　在那种小的社会组织里，如此公开的蔑视是不可能被容忍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开始了，一方是清高的梦幻者，半先知半贵族，另一方是铁面无情的法律护卫士。

　　结局是悲剧。

　　首先，在当地警察局，艾考斯塔被控是几本否认灵魂不朽的渎圣小册子的作者。这使他与加尔文派教士发生摩擦。不过事实很快澄清，控告也撤消了。于是犹太教会把这个犟头的反叛逐出教会，剥夺了他的谋生之路。

　　在以后几个月里，这个可怜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流浪，最后贫困和孤独又驱使他回到教会。但是他要首先当众认罪，任所有犹太人鞭抽脚踢，然后才能被批准重新入会。这侮辱使他精神失常了。他买了一支手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

　　自杀事件在阿姆斯特丹市民中引起很多议论。犹太团体觉得不能冒险再惹起另一场风波。当“生命之树”中最有前途的学生已经无疑彼笛卡尔的新异端思想所污染的时候，犹太教会就立即行动起来，试图加以遮掩。人们找巴布克谈话，只要他答应听话，去犹太教堂，不再发表或散布任何反对法律的言论，就可以给他一笔年金。

　　斯宾诺莎最厌恶妥协，三言两语就回绝了这些事。结果，根据出名的古老《惩处准则》，他被逐出教会。那个准则毫不给人思考的余地，全是照搬耶利哥时代的诅咒谩骂的字眼。

　　面对五花八门的咒骂，他泰然坐在屋里，从报纸上了解前一天发生的事。甚至当一个《准则》的狂热者想结果他的性命时，他也不肯离开城市。

　　这对犹太教士的威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尽管乞灵于约书亚和伊莱沙，在短短的几年里却仍有人再次公开向他们挑战。他们心急火燎地向市政厅提出诉讼，要和市长见面，告诉他这个刚被赶出教会的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确是个危险分子，是不可知论者，不信仰上帝，在阿姆斯特丹这样受人尊敬的基督社团中不应该容忍这种人。

　　那些大官人有个好习惯，凡事都不插手，而是推给基督教牧师的小组委员会去办理。这个小组委员会研究之后。发现斯宾诺莎并没有做有害于城市法律的事，便如实向市政府的官老爷做了报告。不过他们又觉得一个教派的人能如此团结一致是好事，便向市长建议，请这个似乎独立性很强的年轻人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从那以后，斯宾诺莎的生活一直平坦无波，就象他从窗口看到的大地一样。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小村里租了一间房子，白天修磨光学仪器的镜头，晚上抽着烟斗，根据自己的兴致读点什么或写点什么。他一直没有结婚。谣传说他和拉丁文老师范·登·恩德的女儿有私情，可是斯宾诺莎离开阿姆斯特丹时那孩子才十岁，所以不大可能。

　　他有几个挚友，每年至少两次提出要给他一点接济，使他能用全部时间致力于研究。他回答说他感谢他们的好意，但他更愿意独立，除了一个有钱的笛卡尔主义者每年给他八十块钱外，他不再多要一分钱，生活在真正哲学家应有的受尊敬的贫穷之中。

　　他曾经有机会去德国当教授，但他谢绝了。著名的普鲁士国王给他写信，愿意当他的资助人和保护人，他也给予了否定回答，继续度过平静快活的流亡生活。

　　在莱茵斯堡住了几年后，他搬到海牙。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半成品镜头上的玻璃沫感染了他的肺。

　　一六七七年，他孑然一身孤独地死去了。

　　使当地教士愤然的是，不下六辆宫廷豪门的私人马车陪伴着这个“无神论者”直到墓地。两百年后，当纪念他的雕像落成的时候，倒霉的警察不得不大批出动去保护参加这个隆重仪式的人，使他们不被成群的狂热加尔文教徒的怒火所害。

　　这就是他，他有什么影响呢？他难道只是把没完没了的理论塞进成摞的书里、使用的语言能把奥马尔·卡雅姆气得脸皮发育的勤奋哲学家吗？

　　不。

　　他取得的成就绝不是靠发挥才智或靠用巧言善辩正确阐述自己的理论。他之所以伟大，主要靠他的勇气。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只知道一种法则，它是在早已被忘却的遥远的黑暗年代里定下的不可更改的一套规矩，这些规矩是为那些自命可以解释圣理的职业教士创立的精神专制体系。

　　在他生活的世界中，知识自由的思想与政治上的无政府几乎是同义词。

　　他知道他的逻辑体系既会得罪犹太人，也会得罪非犹太人。

　　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

　　他把所有问题都视为普遍问题，一无例外地看做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意志的体现，是纯现实的表现，它将适用于最后审判日，就象适用于创世纪那样。

　　这样，他为人类的宽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斯宾诺莎象前面的笛卡尔一样，摈弃了旧宗教设下的狭隘界线，以百万星辰为基石，建立起了自己的崭新思想体系。

　　这样一来，他恢复了从希腊和罗马时代就被歪曲的人类的真正形象——作为真正的世界一员的形象。

二十二　新的天国

　　没有理由害怕斯宾诺莎的书会流传开来。他的书很象三角学教科书那么有趣，然而很少有人能读三句以上，不管是哪一章节。

　　需要另一种人向人们传播新思想。

　　在法国，国家一旦转为君主集权制，独立思考和调查的热情便告终止。

　　在德国，三十年战争带来的是贫穷和恐怖，它扼杀了个人的创造力至少达二百多年。

　　十六世纪下半叶，英国是欧洲大国中在独立思考方面有进步可能的唯一的国家，国王与国会的长期不和增加了不安定的因素，促进了争取个性自由的事业。

　　首先我们要谈谈英国君主。多年来，不幸的国王一直夹在魔鬼般的天主教和汪洋大海般的清教徒之间。

　　天主教臣民（包括许多暗地里投靠罗马的圣公会教徒）一直叫嚷要回到英国国王当教皇的仆从的幸福时代。

　　而清教徒臣民却用另一只眼紧盯着日内瓦，梦想英国有一天没有国玉，英格兰变得象蜷缩在瑞士山脉角落里的幸福联邦一样。

　　但这不是全部。

　　统治英格兰的人也是苏格兰国王，苏格兰臣民在宗教方面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要求。他们完全相信自己坚决反对宗教信仰自由是正确的。在他们看来，在新教徒的土地上有其它教派存在，还能自由信仰，这简直是邪恶。他们坚持认为，不仅天主教徒和再洗礼教徒应该被赶出不列颠群岛。而且索西奴斯教徒、阿明尼教徒、笛卡尔主义者，总之所有对活生生的上帝的存在怀有不同观点的人，都应该绞死。

　　但是，这个三角冲突产生了没有料到的后果。一些人想在对立的教派之间保持中立，便不得不缄默寡言，这使他们变得比原来宽容些了。

　　如果斯图亚特和克伦威尔在一生的不同时间里都坚持各教派的同等权力——而且历史告诉我们他们也这样做了——那绝不是由于他们对长老会教徒和高教会教徒有什么感情，或者是他们受到那些教徒的爱戴。他们只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交易中争取最好结果。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里的一个教派最后变得权力浩大，这件可怕的事情告诉我们，如果英国的众多相互倾轧的小教派中的一个教派建立了全国范围的绝对专制，那么英格兰的命运会变成什么样子。

　　克伦威尔当然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境地，但是这个护国公很明智。他知道他的统治是靠铁的军旅维持的，便小心地避免一切会使反对派联手对付他的过人行为或法令。不过他的宽容之心也就到此为止。

　　至于可怕的“无神论者”——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索西奴斯教徒、阿明尼教徒、笛卡尔主义者和其它人类神圣权力的信徒——他们的性命仍然象以前那样难保。

　　当然，英国的“持自由思想者”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们靠近大海，只要晕上三十六个小时的船就能到达安全的避难所——荷兰城市。荷兰城市的印刷所出版南欧和西欧的犯禁文学，穿越北海就意味去出版商那儿得一笔稿酬，再看一看思想反抗文学中有什么最新东西。

　　有些人用这个好机会进行安定的研究和宁静的思索，其中最有名望的是约翰·洛克。

　　他和斯宾诺莎生在同一年。他象斯宾诺莎（其实也象大部分独立的思想家）一样，是一个虔诚信教的家庭的儿子。巴鲁克的父母是正统的犹太人，约翰的双亲是正统的基督徒。他们用不同教旨的严格教义训练孩子，当然他们是好意。不过这样的教育不是摧毁孩子的心灵，就是使他们变成叛逆。约翰同巴鲁克一样，都不是易于屈从的人，他紧咬牙关离开了家门，自己去谋生路。

　　到了二十岁，洛克来到牛津，第一次听到笛卡尔的讲话。可是在圣凯瑟琳大街尘土堆积的书店里，他发现了其它一些更对口味的书，譬如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

　　霍布斯是个有意思的人物，他在马格达朗学院做过学生，总也不安分，去意大利和伽利略谈过话，与大名鼎鼎的笛卡尔通过信，一生的大部分都往在欧洲大陆，为的是逃避清教徒的怒火。偶尔他写一本大部头的书，把他对所有可以想到的题目的看法都装进去，用一个引人注目的书名：《极权主义国家，或曰长老会联盟和国民联盟的物质、形式和权力》。

　　这本博学的书问世的时候，洛克正在大学里上二年级。它一针见血指明了诸侯的本质、权力，尤其是他们的责任，就连最彻底的克伦威尔派也不得不赞同，许多克伦威尔党徒都倾向于宽赦这个一贯抱怀疑态度的人，因为他尽管是个保皇派，却在一本重量不在五磅以下的书里揭露了保皇派的虚伪。当然，霍布斯不是那种易于划分规类的人。当时的人称他是“不拘于教条的人”，意思是，他更感兴趣的是基督教的伦理学而不是基督教的教义，主张让人们在不太重要的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洛克与霍布斯有相同的气质。他一生在教，却又从心底赞同对生活和信仰应做大度的解释。他和朋友们认为，国家摆脱一个暴君（戴金冠的），如果只是为另一个暴君（戴黑色耷拉帽的）来滥用权力，那还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要今天否认这一帮教士的忠诚，而第二天又接受另一帮同样傲慢专横的教士的统治呢？从逻辑上讲这当然是对的，不过有那么一伙人，对他们来说，如果“自由人”一旦成功，把僵化的社会体系变成伦理辩论的社会，他们就会没饭吃，因而这个观点在他们当中是行不通的。

　　洛克本人似乎很有些魄力，他有几个颇有势力的朋友，能保护他不受地方长官的怀疑，但是没过多久，他还是不能再逃避“无神论者”的嫌疑了。

　　这发生在一六八三年秋天，于是洛克来到阿姆斯特丹。斯宾诺莎已去世五六年了，不过荷兰首都的学术气氛还很自由，洛克有机会学习和写作，而且不受官方的干涉。他很勤奋，在外的四年里写下了著名的《关于宽容的信》，这使他成为我们这本小历史书的主角。在信中（按照他的反对派的意见应该是三封信），他根本否定国家有权干涉宗教。洛克认为（这源于另一个流亡者，法国人皮埃尔.贝尔，那时他住在鹿特丹，正在一个人编撰百科全书，很有才学），国家只是个保护性的组织，由一批人创立和维持，为的是相互间的利益和安全。这么一个组织为什么要发号施令、让人信仰这个而不允许信仰那个，洛克和他的信徒始终没有搞明白。国家并没有规定他们应该吃什么喝什么，为什么非要强迫他们去这个教堂而躲开那个教堂不可呢！

　　清教徒主义的不彻底的胜利使十六世纪成为奇怪的宗教妥协的时代。

　　威斯特法利亚的和平终止了所有宗教战争。它阐明了一条道理：“所有臣民都必须服从统治者的宗教信仰。”这样一来，一个公国的臣民今天全是路德教徒（因为大公爵是路德教徒），而第二天摇身一变又都成了天主教徒（因为男爵恰好信天主教）。

　　洛克争辩说：“如果国家有权力命令人们的灵魂归宿，那么一半人都注定要沉沦，因为不可能两种宗教都正确（按照宗教手册第一条的说法），生在边界这边的肯定会进天堂，生在那边的注定要下地狱。这样一来，出生时的地理位置便能决定一个人的灵魂能否被拯救了。”

　　洛克没有把天主教徒列入他的宽容计划中，这的确是件憾事，不过可以理解。在十六世纪的不列颠百姓眼里，天主教不是宗教形式，而是个政党，从来没有停止颠覆英国的安全，它建造了个“无敌舰队”，还弄来大桶大桶的炸药要把这个友好国家的国会崩个稀巴烂。

　　所以洛克宁愿主张把权力交给殖民地的异教徒，也不给天主教徒，而且请他们别再踏上英国的国土。但这只是因为他们危险的政治活动，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不同。

　　要听到这种看法就必须回溯十六个世纪。一个罗马皇帝曾经定下著名的原则：宗教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事，上帝觉得自己尊严受到损害的时候，自己会照顾自己的。

　　英国人在不到六十年里经历了四个政府的变更，所以他们较容易接受基于常识的宽容理想所包含的根本道理。

　　一六八八年，奥兰治的威廉渡过了北海，洛克也紧跟着他坐船来了，同船的还有英格兰王后。从此，他的生活安定无事，高寿到七十二岁才瞑目，成为人们尊敬的作者，不再是吓人的异端者了。

　　内战是件可怕的事，却有一大好处。它可以清洁气氛。

　　十六世纪英国的政见分歧耗尽了这个国的多余精力。其它国家还在为三位一体相互拼杀的时候，大不列颠的宗教迫害业已停止。间或有一个过于放肆的批评家抨击教会，象丹尼尔·笛福，这也许会倒霉地触犯法律。不过《鲁宾逊飘流记》的作者被戴上颈手枷，不是因为他是业余神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个幽默家。盎格鲁一萨克逊民族历来天生就是对讽刺疑心不已。假如笛福写的是严肃维护宽容的书，也不至于身受责难。他把对教会暴政的攻击化为一本半幽默的小册子，名叫《持不同意见者的捷径》，这表明他是个不知体面的粗人，不亚于监狱中的小偷。

　　笛福还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旅行从没有超出不列颠群岛。专横从发源地被赶出去以后，在大洋彼岸的殖民地找到了倍受欢迎的栖身之地。与其说这应该归因于刚刚搬进那片土地的人们的性格，不如说是因为新世界比旧世界更具有广阔的经济优势。

　　英格兰是个小岛，人口稠密，只是大部分人有立足之地，人们如果不愿意再履行古老可敬的“平等交换”的规律，所有的生意都会终止。但是在美国，它是一个范围不知有多大、财富多得难以置信的国家，是一个只住有寥寥无几的农夫和工人的大陆，这种妥协就没有必要了。

　　因此，在马萨诸塞海岸的小小共产团体里，产生了防范坚固的自诩正确的正统教，自从加尔文在瑞士西部充当了警察署长和最高审判长的快活年月以后，这种情况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查理河的冰天雪地里第一次住上了人，这是人称“朝圣神父”的一小伙人。朝圣者一般是指“为表达宗教虔诚而去圣地旅行的人”。按照这个意思讲，“五月花”号的旅客并不是朝圣者，他们是英国的瓦匠、裁缝、搓绳匠、铁匠和修车匠，他们僧恨别人所崇拜的天主教教义，为了离开它才离开英国。

　　他们首先渡过北海来到荷兰，到达这里时正赶上经济大萧条。我们的教科书还继续描写说，他们决意继续旅行是因为不愿意让孩子们学荷兰语，不然就会被这个国家同化。这些纯朴的人居然不图报恩，却跑去做什么美国公民。这听起来似乎不可能。其实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住在贫民窟里，在人口已经很稠密的国家里谋求生路的确很难。据说在美国种烟草的收入远胜于在莱顿梳羊毛，于是他们便起程去弗吉尼亚。谁知遇上了逆风，马萨堵塞岸边的水手又笨手笨脚，他们就决定就地住下，不再乘着漏船到海上的恐怖中去冒险了。

　　但是他们虽然逃脱了淹死和晕船的危险，却仍然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大多是英国内地的小城镇的人，没有开创生活的能力。共产思想被寒冷打得粉碎，城市的热情被不息的狂风吹得冰凉，妻子和孩子由于没有象样的食物而死去。只有很少的人熬过了三个冬夭，他们秉性善良，习惯于家乡的粗鲁而又质朴的宽容。可是由于随后又来了好几千新的殖民者，他们完全被吞没了。那些后来的人无一例外全是更严厉、更不妥协的清教徒，他们使马萨诸塞成为查理河畔的日内瓦，达数世纪之久。

　　清教徒在弹丸之地上挣扎谋生，总是灾难重重，他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想从《旧约》中找到他们所想所做的事情的依据了。他们与体面的社会和图书一刀两断，悟出了自己的一套奇怪的宗教精神。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摩西和纪登的后裔，很快会成为西部印地安人的马卡比。他们没有办法聊慰自己的艰苦乏味的生活，只能相信他们受难是为了唯一真正的信仰，还由此得出结论说，其他的人都是错误的。谁要是含蓄地说清教徒的所做所为并不完全正确，便会由于观点不同而遭到虐待，不是被无情地鞭苔一顿赶到荒野里，就是被割去耳朵和舌头，还要驱赶出境，除非他们万幸逃到邻近瑞典和荷兰的殖民地藏起来。

　　这块殖民地对宗教自由和宽容事业毫无贡献，它起的作用并不是出于本心，而是歪打正着，这在人类进步历史中颇不少见。宗教专制的暴力引起了更为自由的政策的反作用。在差不多两个世纪的教士专制以后，涌现了新的一代，他们是各种形式的教士统治的公开可怕的敌人，认为政教分家是很必要的，厌恶前人把宗教和政治混为一体。

　　这个发展过程很缓慢，却很有点运气，直到大不列颠和它的美国殖民地的敌对爆发之前危机才出现。结果是，撰写美国宪法的人不是自由思想者就是旧式加尔文主义的秘密敌人，他们在这个文件里注入了颇为现代化的原则，经过验证，这些原则在维持共和国的和平稳定中有巨大价值。

　　可是在这以前，新世界在宽容领域里已经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发展，而且是在天主教区里，在现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地方。

　　这次有意思的事情的主要人物是卡尔佛特父子，原籍在佛兰芒，不过父亲后来迁居到了英国，为斯图亚特王朝效劳，干得很不错。他们起先是新教徒，但是乔治·卡尔佛特——他做了国王詹姆士一世的私人秘书和总管——烦透了当时人们的神学纠缠，便又回到古老的信仰，老的信仰甭管是好、是坏、还是不好不坏，反正它称黑为黑，称白为白，不把每项教义的最后判定权留给一帮半文盲的教士。

　　这个乔治·卡尔佛特似乎多才多艺，他的倒退（那时很严重的罪名！）并没有使他丧失他的皇上主子的恩宠。相反，他被封为巴尔的摩的巴尔的摩男爵，在计划为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建立一小块居住地时，还获得了各方帮忙的许诺。他先在纽芬兰试运气，但是他派去的居住者都被人赶出了家门，于是他申请在弗吉尼亚要几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谁知弗吉尼亚人是顽固的圣公会教徒，他们也不要这些危险分子做邻居。巴尔的摩接着要求得到弗吉尼亚和荷兰、瑞典领地之间的一条荒野，但没等获准就死了。他的儿子塞西尔继续这件好事，一六三三至一六三四年冬天，“方舟”号和“鸽子”号两只小船在乔治的兄弟伦纳德的命令下，穿过大西洋，于一六三四年三月满载着旅客平安抵达切萨皮克海湾。这个新国家叫马里兰，以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的女儿玛丽命名。亨利四世本来计划建立一个欧洲各国的联盟，但这计划却被一个发疯的僧人用匕首打破了，玛丽成为英国国王的妻子，而这个国王不久又在清教徒手里丢了脑袋。

　　这个移民区迥然不同，它不剪除印第女人，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平等相待，度过了好几个困难年头。首先移民区里有很多圣公会教徒，他们是为了逃避马萨诸塞清教徒的专横才来的。后来清教徒也踏进这块移民区，为的是逃避弗吉尼亚圣公会教徒的专横。这两伙人都是亡命徒，盛气凌人，都想把自己的“正确信仰”带进这个刚刚给他们安身之地的州。由于“所有会引起宗教狂热的争执”在马里兰的土地上都被禁止，老移民者便有权力让圣公会教徒和清教徒都安安静静的别惹事。但是，家乡的保皇党和圆颅党的战争爆发不久，马里兰人就害怕不管哪一方获胜，他们过去的自由都会丧失。因此，一六四九年四月，刚刚获得查理一世被处以极刑的消息以后，在塞维尔·卡尔佛特的直接倡议下，就通过了著名的《宽容法》。其中有这样一段，很出色，

　　“由于宗教对思想的高压统治在所及的范围内常常产生有害的结果，为了本省份政权的安定，为了保护居民相互之间的友爱和团结，特此决定，任何人不得以宗教或宗教信仰为理由，对本省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进行干预、骚扰和迫害。”

　　在一个耶稣会会士掌管重权的国家里，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这显示了巴尔的摩家族的杰出政治能力和非凡的勇气。这种宽宏大度的精神深受来访者的赞扬。后来，一伙外逃的清教徒推翻了马里兰的政权，废除了《宽容法》，以自己的《关于宗教的法案》取而代之，它给予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以宗教自由，但天主教徒和圣公会教徒却除外。

　　幸运的是，这个反动的时期并不长。一六六○年，斯图亚特分子重新当权，巴尔的摩派的人也重掌马里兰的大印。

　　对他们政策的又一次攻击来自另一边。圣公会教徒在本国获得了完全胜利，因此硬要让自己的教会变成所有移民区的官方宗教。卡尔弗特家族继续奋战，但他们看到要把新移民者吸引到自己一边是不可能了。经过整整一代人的斗争，这次试验宣告终止。

　　新教徒胜利了。

　　专横也占了上风。

二十三　太阳国王

　　十八世纪常被指为专制的年代。在现今信仰民主的年代里，专制无论多么开明，也不是理想的政府。

　　总是说人类好话的历史学家也会对路易十四国王伸出责难之指，然后让我们自己去做结论。这个聪明的国王带上王冠的时候，在他继承的国家里天主教和基督徒两派势均力敌。他们经过一个世纪的相互残杀（天主教人占了很大便宜），最后终于达成了和平，双方许诺，尽管对方是不受欢迎的，但既然是躲下开的邻居和公民，就要承认其存在。一五九八年发布的“永久的和不可改变的”《南特法令》包括了双方达成的各项协议，即：天主教为国教，基督徒可以充分享有信仰自由，不得因其信仰而遭迫害。他们还获准建造自己的教堂和担任公职。基督徒还获准掌管法国境内二百个要塞城市，以此表示对他们的信赖。

　　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安排。胡格诺派教徒不是天使，把二百多座繁荣的城市和乡村放在敌视政府的政党手中，简直就象我们把芝加哥、旧金山和费城交给民主党人以换取他们接受共和党人的统治一样荒谬无稽。

　　黎塞留是统治过这个国家的一个聪明人，他看出这一点。经过长期奋斗，他剥夺了基督教徒的政治权利，却丝毫不干涉他们的宗教自由，尽管他本人的职业是大主教。胡格诺派教徒不再能与国家的敌人进行单独的外交谈判了法国唯物主义又称“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18世纪法，不过享受的权利还和从前一样，可以唱赞美诗，听布道，全都听便。

　　下一个执行类似政策的法国统治者是马萨林，但是他于一六六一年就死了。年轻的路易十四开始当政，这便是人心向善的时代的终止。

　　这个国王很聪明，却又引起了人们的争沦，似乎十分不幸的是，他一辈子只有一次不得不与正派人结交，却落入一个宗教狂的女人手里，她叫弗朗斯·多碧娜，是御用文人斯科隆的遗孀。她在宫中担任路易十四和蒙特斯丹的七个私生子的家庭教师，由此开始发迹，等到那位夫人的春药已经丧失了魔力，国玉已经偶尔表露出厌烦的时候，这位女教师便取而代之。她与以前所有国王情妇的唯一不同是，在搬入国王的居室时，巴黎大主教为他们的结婚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

　　在以后的二十年里，王位后面的权力全抓在这个女人手中，而她又听凭她的忏悔神父的摆布。法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从来没有原谅过黎塞留和马萨林对基督徒的和解态度。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毁掉那些明智的政治家的成就了，便大干起来，因为他们不仅是王后的官方顾问命就是弱肉强食，也就是道德。，也是国王的银行家。

　　这是又一个奇怪的故事。

　　在前八个世纪里，修道院积攒了法国的大部分财富，他们不顾国库开支的与日俱增，拒不向国家交税，因而他们握有大量过剩的财产。国王陛下——他的荣耀比他的信誉大得多——抓住了这个机会，重新填满了自己的金库。为此，他给支持他的教士一点好处，作为报答，他被允许随意向教会借钱，想借多少就给多少。

　　这样一来，“不可改变”的《南特法令》被一项一项地改变了。起初基督徒还没有被禁除，但是坚持信仰胡格诺派事业的人总是得不到安宁。据说一些省份里的错误教义很顽固，龙骑兵的人马便去大肆横行，住在老百姓家理压制的“心理学革命”。认为在技术先进的国家，由于商品，发号施令，很使人讨厌。他们狂吃豪饮，偷走勺子和叉子，打破家具，侮辱安分人家的妻女，就象在被征服的国土上一样无恶不作。主人们失望无度，便冲到法庭要求保护，谁知却被嘲弄一番，还说这是他们自作自受，自己应该知道怎样摆脱这些不受欢迎的来客，重新博得政府的好感。

　　只有很少的人听从了劝告，到附近的乡间牧士那里接受天主教洗礼。但是绝大部分纯朴的人还是坚持自幼就信仰的理想。最后等教堂一个接一个被关闭，教士被送上了十字架，他们才懂得原来他们命里注定要倒霉。他们不想投降，使决定一走了之，可是刚到边境，才得知谁也不许离境，抓住就被绞死，帮忙的人大概也得上绞架。

　　显然，当时发生了一些后人永远不会知道的事。

　　其实自从法老的时候起，各个政府也都不时“关闭边境”，却从来没有成功过。

　　决意要走的人只要不惜冒各种危险，总是可以找到路的。成千上万的法国基督徒通过“秘密途径”来到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巴塞尔。当然这些外逃者没有很多钱，但他们是以忠诚肯干而闻名的商人和艺术家，信誉很好，精力又充沛，没过几年便重新繁盛起来。这繁盛本来应该是属于法国的，法国在经济上失去了无法计算的价值。

　　如果说《南特法令》的取缔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并不算夸张。

　　法国一直是富有的国家。但是商业和宗教从来没能合作。

　　法国的政权一落入女人和教士的手里，命运就注定了。写下驱逐胡格诺教徒法令的那支笔，后来也签署了宣判路易十六的死刑。

二十四　弗雷德里克大帝

　　德国王族从来也没有因为喜欢平民执政的政府而出名。但是这个家族的人头脑清醒，喜欢藏书和救济穷人，在巴伐利亚人的疯狂气质侵蚀他们之前，还为宽容的事业做了一些非常有益的贡献。

　　在某种难度上这是实际需要的结果。德国王族继承了欧洲最穷的地方，那是漫无边际的沙地和森林，只有一半的地方有人住。三十年战争使得那里的居民家破人亡。他们需要人力和资金，以便重整家业，于是开始去寻求这一切，不论其来源于什么种族，信奉什么教义和以前的卑贱身份。

　　弗雷德里克大帝的父亲是个粗俗的家伙，言谈举止活象个采煤工，对酒吧女招待很感兴趣。不过他会见外国逃亡者代表团的时候倒是能彬彬有礼。在处理涉及到王国重要统计数字的事情时，他的座右铭是“越多越好”，他有意识地收集所有国家抛弃的东西，就象是在收集六点三英尺高的掷弹兵担任自己的警卫一样。

　　他的儿子的能力非同一般人，很有教养。父亲不允许他学习拉丁文和法文，可他偏要研究这两种语言。他喜欢蒙田的散文，讨厌路德的诗歌，喜欢爱比克泰德的智慧马克思恩格斯文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讨厌那些天主教的无知。父亲按照《旧约》中的教义对孩子很严厉（为了让孩子学会服从，父亲命令把孩子的最要好的朋友在窗前斩首），但这没有使儿子倾向于正直的犹太理想，那时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牧师都对犹太理想赞不绝口。弗雷德里克把所有的宗教都看做是史前的恐惧和无知状态的复苏，信教等于陷入一种被一小撮聪明却又无耻的家伙们小心操纵的奴性状态，这些家伙知道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优越地位靠着损人利己来享乐。弗雷德里克不仅对基督教义感兴趣，而且对基督本人的兴趣更大，但是他是按照洛克和索兹尼的观点来接触这个问题的，所以至少在宗教问题上是个宽容大量的人，而且可以毫不吹嘘地说，在他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法寻求拯救”。

　　弗雷德里克做出的这个英明论断为他沿着宽容的道路做进一步的试验奠定了基础。譬如他颁布说，只要传授宗教的人是正直的，过着正派和遵纪守法的生活，那么所有的宗教就都是好的，因此所有的信念都必须享有同等权利，政府不许干涉宗教事务，只需充当警察的角色，维持不同宗派之间的和平就够了。他的确相信这一点，只要求臣民顺从和忠诚，把对思想和行为的最后评判权留给上帝，“只有上帝才了解人的良知”，他从不对上帝的旨意做哪怕是很小的评论，免得使人们以为他需要人的帮助，也就是用暴力和凶残来推行神圣的目的。

　　弗雷德里克在思想境界比他所处的年代早了两个世纪。国王在首都的中心给天主教徒们拨出了一块土地，让他们自己修建教堂，当时的人都摇头不止。耶稣会的人从大多数天主教国家被赶了出来，他又挺身保护他们，于是人们开始咕哝一些恶毒的警告。他宣布说道德和宗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每个人只要交纳税款和服兵役，就可以随意信奉什么宗教，这时候人们再也不认为他是个基督徒了。

　　由于当时他们恰好住在普鲁士境内，批评家都不敢轻举妄动，因为陛下精通警句，在皇家法律上稍加评论，就可以给那些在某些方面没能博得他欢心的人的事业造成一些不寻常的后果。

　　不过事实上他是一个掌权三十年的开明的专制君主，他第一次给欧洲带来了几乎是完全的宗教自由。

　　在欧洲的这个偏僻的角落里，新教徒、天主教、犹太人、土耳其人和不可知论者第一次享有了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待遇。喜欢穿红衣服的人不能对穿绿衣服的人称王称霸，穿绿衣服的人也不能对穿红衣服的人称王称霸。那些回到尼西亚寻找精神安慰的人，被迫与那些既和坏人打交道、又和罗马主教打交道的人和平友好地相处。

　　弗雷德里克真的很满意他的努力成果吗？我很怀疑。他在行将辞世的时候，让人把他忠实的狗叫来。在这最重要的时刻，狗看来是比“所谓的人类”更好的伴侣（陛下是一个能力很强的报刊专栏作者）。

　　他去世了，这是第一个误入这个错误世纪的马可·奥勒留，他象他的先辈一样，给他的继承者们留下了一份很好的遗产。

二十五　伏尔泰

　　在当今时代里，我们常听人们说起新闻广告人员的恶毒努力，许多好人都指责“宣传”是现代魔鬼的一项成功发明，是一种既新奇又拙劣的方法，为的是使人们注意某个人或某项事业。不过这种责备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一般认为“宣传”是最近才发明的。但是如果不带偏见地看待过去的事件，就会发现这与事实恰恰相反。《旧约》中的预言家们，不管大小，都曾是精通吸引老百姓注意力的大师。用新闻行业的话说，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是一个长长的连绵不断的“宣传噱头”。有些宣传是体面的。但大部分都是现在连百老汇都拒绝刊登的眼花缭乱、粗俗卑劣的宣传。

　　象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改革者们都充分懂得精心布置的广告的巨大价值。我们不能责怪他们。他们不能象红菊花那样，只要谦卑愉快地生长在路边就行。他们非常认真。他们想让自己的观点发扬光大。要取得成功，不吸引一大群追随者怎么行呢？

　　肯皮斯的某一个托马斯，在一个寺院的安静角落里生活了整整八十年，这种长期的自愿流放，如果及时做广告（原原本本地），就会产生深远的道德影响，好奇心会驱使着人们去阅读那本关于他一生祈祷和思考结晶的书，销路会很好。但是阿西斯的某一个弗朗西斯或罗耀拉如果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劳动确实成效，那他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使用现在常常与马戏团或电影新星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方法。

　　基督教特别强调谦虚，赞美那些精神谦卑的人。但是赞扬这些美德的布道现在之所以能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却是因为当时在宣扬时用了特定的方法。

　　难怪那些被谴责为教堂不共戴天的敌人的男男女女们，在抗争西方世界的精神专制侄梏时，从圣经上撕来，并采用了一种相当奇特的宣传方法。

　　我提供这个不足挂齿的解释，是因为善于做大量宣传的最伟大的学者伏尔泰，有时不择手段地利用了人们思想上的空虚，因而经常受到抨击。也许他的手法并不总是那么高明，但是那些因他而得救的人或许不这么看。

　　进一步来说，就象检验布了要通过品尝一样，对象伏尔泰这样的人的成功或失败也应该根据他究竟为他的同胞们做了些什么贡献来评定，而不是他所喜欢的衣服、玩笑或糊墙纸。

　　这个奇怪的人有一天忽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便说：“我没有王权又有什么关系？我有一支笔。”他对了。他有一支笔。他有许多支笔。他是鹅的天敌，因为他使用的鹅毛笔比二十多个一般作家用的还要多。他属于文学巨人那一类人，他们都孤独一人，在最可怕的逆境中写的文章也和作家协会所有的作家总数写的一样多。他在肮脏的乡下客栈里伏案疾书。他在冰冷孤独的乡下客房里创作出了无以数计的六韵步诗歌。他的稿纸布满了他在格林威治寄宿的屋子的破地板。他把墨水飞溅到普鲁士王家住宅的地毯上，还用了大量印有巴士底狱监狱长名字的私人信笺。当他还在玩滚铁环和做弹球游戏时，尼农·德·兰克罗曾送给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零用钱，让他“买一些书”，八十年后在同一个巴黎，我们听见他说要买一本大页纸和散装咖啡，以便在无法逃脱的死亡长眠来到之前再写完一部书。

　　关于他撰写的悲剧、故事、诗歌、哲学以及物理论文，都无需在本书里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加以评论。他的十四行诗并不比同时期的几十个诗人写得好。作为历史学家，他的资料并不可靠，而且乏味得很，他在科学领域的探险也只能达到我们在星期日的报纸上看到的那种水平。

　　但他是愚蠢、狭隘、固执和残忍的敌人，由于勇敢而坚强，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一九一四年的大战之前。

　　伏尔泰生活的年代是个走极端的时期，一方面是一个极端自私和腐败过时的宗教、社会和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是一大批积极但又过分热忱的青年男女，他们想搞个太平盛世，但完全没有实际基础，只不过是一片好心罢了。他是个不引人注意的公证员的儿子，体弱多病，诙谐的命运把他扔进了鲨鱼和蝌蚪的大旋涡里，要么溺死，要么游出来。他愿意游出来冲到岸上。他长期同逆境作斗争的方法常常令人怀疑。他乞求、谄媚、充当小丑的角色。但这是在他没有版税和成为文学巨人之前的所做所为。让这个从来也不为混饭吃而粗制滥造作品的作者扔出第一块石头吧！

　　这并不是说，伏尔泰为了几块多余的砖块发愁。在他漫长而繁忙的一生中，他献身于与愚蠢的斗争，经历了无数次挫败，因此不在乎被当众打一顿或是挨了人家扔来的香蕉皮这类小事。但他是一个不屈不挠、充满了希望的乐天派。如果他今天在陛下的监狱里消磨了时光，说不定明天就会在驱逐他的同一个宫庭里得到一个名声显赫的职位。如果说他的一生都被迫去听那些愤怒的乡村牧师骂他是基督教的敌人，有谁知道在塞满了情书的碗橱的某个角落里，说不定扔着教皇赠送给他的一枚漂亮的勋章，以证明他既能遭到教会的非难，也能受到教会的赞许。

　　这是不足为奇的。

　　他尽情地领略人间的快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过着奇怪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伏尔泰在血统上属于中间阶层。他的父亲，由于缺少一个得体的名称，可以称为开私立信托公司的那类人。他给许多富豪贵族的心腹打杂，兼管他们的法律和财务利益，因此年轻的亚鲁艾（因为这是他家的姓）习惯于接触比自己的家庭境遇稍为好点的阶层，这在后来的生活中给予了他压倒大多数文学对手的有利条件，他的母亲是一个叫德·奥玛尔德小姐的人。她是个穷姑娘，没给丈夫带来一分钱的嫁妆。但是她的姓前(角摩手机电子书,http://www.joymo.cn)